为正义而战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

　　从1995年到2007年，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事件日本律师团（简称日本律师团）先后无偿地代理了20多起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的索赔诉讼案，这些案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连在日本法院立案的可能性都没有。十几年中的对日索赔诉讼中，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至今已有500余名律师志愿参与其中，与日本政府进行着斗争。

　　小野寺利孝：为中国受害者申诉，从黑发到白头

　　日本律师团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小野寺利孝律师，在6月6日“8·4”事件第一次开庭时，亲自出庭代受害者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这位已经渐渐隐于幕后、更多地从事日本律师团的工作策划和指导的资深律师的出庭，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的代理方都感觉到“8·4”不是一般的案件。

　　小野寺利孝在获得律师资格后，先后代理过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从他的这些工作经历来看，后来他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就很自然了。

　　1994年，小野寺先生参加了一个中国司法制度律师调查团，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在这次行程中他参观了包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内很多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的历史遗址，了解了大量以前闻所未闻的史实。两个月后，他和律师朋友第二次访问中国，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战争受害者第一次接触，详细听取了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掳掠劳工、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和三光政策幸存者的控诉。“那时，我甚至厌恶自己是日本人。”小野寺利孝这样对本报记者说。面对受害者要求小野寺先生为他们辩护的请求，当时小野寺的心情复杂而痛苦。对他来说有两种选择：接受战争受害者的要求，就意味着要与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日本政府战斗，不接受就等于支持日本政府的拒绝态度。就在那个时候，一起政治事件刺痛了小野寺利孝。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感到非常羞耻，当即与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并组织了日本记者招待会。从此小野寺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义无反顾之路。

　　回到日本后，小野寺利孝感觉自己的名气难以担此重任，他拜访尾山宏律师，这位曾经为教科书问题与日本政府打了30多年的官司、最终胜诉的律师，在日本社会各界影响很大。他要组织一个律师团，请尾山宏出任团长，他自己任干事长，然后又找来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日本律师团。如今，日本律师团已经发展壮大到500余人，经常参与的有200余人，每一起案件都要有几位或十几位律师共同参与。

　　在十几年的法庭斗争中，尽管官司是败多胜少，但日本法官的判决却发生着这样的变化：从否认犯罪事实到承认犯罪事实。“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杀戮”、“南京大屠杀和强奸”、“无差别轰炸和对市民的杀戮”、“山西慰安妇事件”、“刘连仁被掳掠做劳工、强制劳动事件”、“日本冶金大江山矿业所强征、强制劳动事件”、“平顶山居民集体虐杀事件”、“废弃毒气弹事件”等均被日本法庭承认了犯罪事实。这在审判史上是划时代的成果。

　　十几年来，日本律师团代理的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没有收取过一分钱的代理费，相反对于历史事件的调查取证、受害者的身体检查、受害者中日之间的往来费用，都是日本律师团捐助和积极筹措的。粗略估算，律师团每个普通成员每年都要捐助100万左右日元，而作为律师团核心人物的小野寺利孝、南典男等人每年因此的支出都有几百万日元。

　　当年小野寺利孝决心做这件事时53岁，还是一头黑发，但是这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已是满头华发。

　　李楼：为同胞做事无怨无悔

　　此行必须提一个人———日本律师团的总事务长李楼。

　　这位日籍华人在对日诉讼的艰难旅程里，用他最诚挚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受害者同胞的心灵，他关心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感受，事无巨细地为受害者服务，成为所有受害者最知心的朋友。

　　1998年，李楼通过一位朋友得知了日本律师团正在帮助中国受害者诉讼索赔的事，这位在日本生活了28年的日籍华人立即与日本律师团取得联系，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事，他一做就是9年。9年间李楼先后参与了强制劳工、慰安妇、毒气弹等十几起案件的志愿者服务。在早期的中日双方初步接触之时，中国受害者对日本律师团的诚意和态度都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抵触情绪也很大，这时李楼出现了。没有语言的障碍、同胞兄弟的身份使他成为中国受害者和日本律师团之间的润滑剂。每次中国的受害者到达日本，机场迎送、安排食宿、充当翻译，甚至陪同参观，受害者身边总是不离他的身影，而这些也全部是无偿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在坚持，渐渐地李楼也成为日本律师团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对日索赔诉讼工作，他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把自己的主业———服装设计、舞台设计和国际会议策划放到了次要位置，而帮助中国受害者占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也让他减少了许多收入。最近几次，他与日本律师一起来中国取证之时，还与中方律师志愿者罗丽娟开玩笑地说：“罗姐，不行了，咱俩合伙做点生意赚点钱吧，要不挺不住了。”话虽如此，但他告诉记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更多的中国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才是他努力的方向和动力，虽然家人也多有怨言，但他还是痴心不改。他说：“我一定要在受害者和日本律师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受害者的利益，这就是我的初衷。”

　　在李楼的记忆里到底有多少次来中国取证，到底多少次为日本律师担当法庭翻译、到底多少次接待安排受害者，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性情豪放的他每次回国都会醉倒，因为他从不推辞任何一个受害者真诚的心意。本报记者薛明慕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