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卧底调查高考招生骗术 行内人自揭黑幕(图)

校门里考学生栅栏外“烤”家长

　　法制网记者 张有义

　　三十年风雨一晃而过，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进入了而立之年。

　　三十年前，几百万从工厂、部队、农村走来的莘莘学子，怀揣着满腔抱负，斗志激昂地挑战那一神圣时刻。三十年后，挤过独木桥的人们，很多成为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于是，从那一刻起，“鲤鱼跳龙门”的传说便为高考所特有。

　　然而，回首这三十年，高考似乎成为一个包袱，越走越沉。

高昂的学费与紧迫的就业形势，使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学以致用的理想与学无所用的客观现实，使应试教育被形容为八股科考。

　　最为重要的是，即使鲤鱼跳过了龙门，也没有了传说中身份的巨变。大学毕业生正在经历由分配工作，到推荐工作，再到自主择业的变化。这不是高考在退步，而是社会在进步。

　　百万学子和家长们并非没有看到这种变化，但是，三十年所积淀下来的固有经验告诉他们：上大学仍然是成才的唯一之路。

　　被“挤落”者或心有不甘，或心存侥幸，甚至鬼迷心窍，他们试图开启“独木桥”外的一条捷径。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没有捷径可循。无奈，“急红了眼”的家长和学生们，已经不能自持。

　　这些对于骗子们而言是值得庆祝的，这是他们的“市场”。骗子们编织好骗局，许诺考过百分即可上名牌大学，或通过关系去运作等等，即使再拙劣，仍有人进来。骗子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学子们却被送进危险的虎口。

　　高招过程中的黑幕一次次被拉开，很多人还是不能警觉。

　　法制网本期组织专题，一方面再次提醒那些尚不清醒的人们；另一方面，通过揭示高招黑幕，来分析其背后所存在的深层社会原因。

　　【警示篇】 一个招生骗子自揭黑幕

　　“市场”有供有需，有真有假

　　曾保国(化名)现在东北的一处监狱服刑，他在给本报记者来信中写道：“我骗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现在很后悔。早就想把我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去年，他因为诈骗罪，被判入狱五年。

　　“契机”

　　曾保国出生在辽宁一个闭塞的村落，家境贫寒。1997年，在湖北一所大学毕业后，为了面子，他对家里谎称自己在武汉某机关单位工作，并且很快会得到提拔重用。其实，当时因为工作难找，他正在为了生计发愁。

　　2002年8月中旬，曾保国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高考不太理想，想让他帮帮忙。曾保国一口拒绝了这件事。

　　当天晚上，他与一位湖北当地的朋友吃饭时讲起这件事。没想到，那位朋友竟然详细询问起有关情况，比如考了多少分，家里的经济状况等。“你能办？”曾保国将信将疑地问。“我倒是有些关系，问题应该不大，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朋友略加思索后回答。

　　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让曾保国问问亲戚，是否愿意上某某大学，但是需要一些花销。“需要多少？”“大概3万元吧。”曾保国放下电话琢磨，“要是真能办成，一方面家里人会说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另一方面……”

　　随后，曾保国通知亲戚：“上大学没有问题，但办事的人需要4万块钱打点。”亲戚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4万元打到了曾保国的账户上。

　　“这么容易就得到了1万元，那可是自己将近半年的工资啊。”曾保国开始想入非非。

　　在交接钱款的时候，朋友神秘地告诉他：“以后要有上学的事情，尽管找我。”

　　“发展”

　　亲戚的孩子最后如愿上了大学，虽然那所大学不很正规，更没有名气。

　　随后，又有几个老家的人找到曾保国。但当时，高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曾保国没有了把握。然而，朋友仍然信心十足地说：“没有问题。”

　　事情办的基本还算顺利，曾保国从中获取了不菲的收入。

　　其实，这不仅让曾保国获得了经济收入，在他的老家，他的名气也因此一日千丈，甚至被人吹嘘成为某地教育局长。

　　名利双收的曾保国更加坚定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信心。似乎不经意间，在其他亲戚、朋友面前，曾保国总会对自己这段辉煌经历大加渲染。

　　朋友也“很够意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向他介绍了诸多关系，有“教育局副局长”，有“某招生办副主任”，也有“某大学学生处主任”。隔三差五，曾保国就要约上这些人消费一番。

　　曾保国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年打铺垫。和这些人交往过程中，曾保国学到了很多“业内”的“技巧”：

　　如招生工作中有按120%比例投档的规定，比如某校某专业在某地有10个招生指标，当地高招部门就按填报该校该专业志愿考生的考分从高到低排出前12名投档，该校因为多出20%的选择权，既可以只挑前10名，也可以挑后2名。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靠关系了。

　　再比如，部分地方对社会力量投资的二级院校的鼓励性措施：“点招”。即在达到录取分数线或者差几分的情况下，由投资方“点招”一定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对学校发展作出贡献者的孩子、亲戚的入学问题。

　　还有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补录”、“增招”等做法，即在高招工作“尘埃落定”的时候，还会出现增加招生指标的现象……

　　对于这些，曾保国都熟记在心。

　　堕落

　　果然，第二年有更多的人找到了曾保国，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武汉。哪里有“业务”，他就出现在哪里，名义是“招生考察”。

　　但一番周折之后，朋友告诉他，现在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开始实施高校招生的“阳光工程”，全部在网上进行，而且“空子”越来越少。

　　曾保国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但他不愿意看到到手的肥肉，就这么消失。

　　此时，他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干起这个行当。

　　在2003年至2004年两年间，曾保国基本没能做成什么“买卖”。对于那些交了钱的亲戚朋友，他采取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的方式，有的被他弄到一些不景气的民办大学，有的被弄到业余电大，甚至有些去了所谓全日制远程教育中心。

　　曾保国的“威信”开始逐渐降低。

　　2005年5月份，他的通讯录上多了一位“某大学招生办主任”。这位“主任”公然对他说：“我有很多‘计划外招生’名额，你甚至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去运作。”

　　“如果不够分数线，花钱买计划外招生指标，同样可以上大学。”这句话在曾保国不厌其烦的鼓噪之下，成为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救命稻草”。

　　随后，他加盟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按照这家公司的明码标价，上军校每人9万元，读普通大学每人11万元，读重点大学每人20万元。他的“业务范围”先后扩展到河南、陕西、山西、湖南等地。如同传销一样，他自己的“业务人员”最多时候竟然有几十人。

　　钱越聚越多，他也如约将“录取通知书”发放到每个学生手里。

　　但是，等在这些学生前面的是痛苦的假象，他们一人也没有被录取。等在曾保国前面的是锃亮的手铐和五年的高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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