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川之路五千里移民之路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萧易/文 余茂智/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中的崇山峻岭、险滩急流、蚕丛鸟道，不知曾令多少人望而生畏。然而，这一切皆挡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他们将自己的迁徙之路称为“上川之路”，四川位于长江上游，一个“上”字，极富地理节奏感地将目标描述得一清二楚。

上川之路有若干方向：陕西人、甘肃人、山东人、河南人自北向南进入四川；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自东向西入蜀；云南人、广西人、贵州人则由南而北入川。这其中，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是入川的生力军，闽粤距蜀有数千里之遥，客家人的“上川之路”，最漫长，最坎坷，也最艰难。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哪条才称得上是四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古蜀王征发五丁力士开辟，令古蜀人走出成都平原的金牛道？还是连接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的“茶马古道”？抑或是将蜀布、蜀锦带到地中海的“南方丝绸之路”？事实上，比起清代的“上川之路”，这几条道路似乎均要略逊一筹。茶马古道、南方丝路带给四川的是锦上添花的经济利益，而“上川之路”则是给荒芜的四川送来了数百万人口，为四川重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作用是决定性与再造性的，将它誉为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当之无愧的。

　　从广东长乐起步

　　上川之路方向众多，也有诸多路线，移民从不同省份进入四川，每一个移民走过的道路，都是一条上川之路。数百年前，阡陌纵横的上川之路，汇成了汹涌的移民浪潮，从此种角度而言，上川之路或许是无法统计的，只要能到四川，便能称为上川之路。不过，同一省份的移民入川，通常会有一条大多数人认同的轻车熟路，比如江西人入川，往往由江西入湖南沅陵，溯酉水河而上，到达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贵州人大多则由著名的立龙场、陆广、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威清、谷里九驿沿线官道走进四川；湖广人则途经歧亭、阳逻、黄陂、云梦、应城、钟祥、荆门、当阳、宜昌后，辗转入川。

　　2007年3月，笔者在青龙场、龙潭寺一带走访，问起当地客家人祖先入川的路线，他们告诉我，祖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族谱中也并未留下任何有关入川路线的记载。笔者曾见过一本《曾氏族谱》，其中记载了一条由广东起步的上川之路，行程5300里，沿途经过29个中转站。既然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已难已复原，我们不妨从这条路线入手，一路追寻移民的辛酸与足迹。根据清朝的行政区划，这条路线可分为广东、福建、江西段，湖广段，川东段，比起湖广人、江西人，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则更加漫长，他们经由江西、湖广等省，进入川东，迁徙是漫长而艰难的，可能要花费四个月到半年，甚至更久。

　　广东长乐县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清代长乐县隶属潮州府嘉应州，潮州府“南枕大海，东间闽疆，人烟稠集，山多田少”，境内田地稀少，是清朝缺粮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嘉应州下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土地贫瘠，境内又有睦贤山等山脉，饥荒之年，百姓只能以番薯充饥，此时，听得千里之外的四川众多荒地无人开垦，乡人入川后，满目尽是荒田，手从这座山指到那条河，只须到官府打个招呼，几十亩的土地便能划入自己名下。既然四川有这等好处，还有谁不愿意入川呢？

　　想到四川，不是说走就走的，须到官府领取“路票”。明朝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这里的“文引”，便是类似“路票”的身份凭证。到了清朝，外省移民想要入川，须到官府请领路票，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年龄、田产等信息，由四川官府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一来一往，等到四川那边传回话来，移民早已望穿秋水了。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移民银宿山在当地官府申请路票，盼星星，盼月亮，三年之后，路票才发到手里。因此，为不误时辰，在四川无亲无故的移民往往不待到官府拿“路票”，就径自上路了。鉴于此，清朝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清代广东出现了一些“包揽棍徒”，专以游说客家人入川为职业，凭着一张“如簧之舌”，鼓吹“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有时为了捞取包银，甚至不惜散布蛊惑性信息，引诱煽动。“包揽棍徒”的职业游说以及无孔不入的介入，使得四川诱人的条件传遍了每个角落。当地官府对这些“包揽棍徒”深恶痛绝，屡屡张贴文书，缉拿追捕，并向百姓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你们去了，物价自然上涨。可是，老百姓是不爱听这些大道理的，他们算的是另一本帐：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惠州（今广东惠州）的“三钱一斗”，差了百倍；较之长乐的每石800余钱，差了将近300倍。“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这种强烈悬殊之下，还有哪个家族不想迁入四川呢？

　　从赣州码头而下

　　长乐县在嘉应州以西150里，嘉应州靠近江西赣州，移民本可直接取道江西，不过，历史上的嘉应州以北关隘林立，明末以来多为绑匪、强盗占据，移民为安全计，不得不绕道至平远县，沿石窟溪北上，进入福建筠门岭。由平远县至福建筠门岭，沿途需经过一个叫火星岽的山岭才能进入江西。火星岽海拔近千米，属于武夷山脉，山势险峻，绵延百里，山中多奇禽猛兽，沿途连樵夫、猎人都很少遇到，移民登高涉险，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过了火星岽，便到了江西境内，在江西，移民要经过4个水站与3个陆站，水站为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共计690里；陆站为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里程大约510里。在会昌县码头，贡江之上停泊着众多客船，贡江发源于武夷山，沿途接纳了湘水、梅江，至赣州与章江汇合，是江西省第一大河，移民顺流而下，大约航行4天，便能到赣州码头，从赣州到吉安，沿途也是顺水行舟。在吉安，移民弃船登岸，穿过赣江支流卢水与袁水间的浅丘地带，步行180里即可到分宜。湘东与赣西之间，中间隔着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诸多山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连绵的高山令移民的迁徙变得倍加艰辛。

　　此时的移民不仅要跋山涉水，沿途还得应付官府的层层盘查。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广东龙川县几十个客家人结伴赴川，沿途遭到官府阻挠，耽搁数日，迫于无奈，他们写了一份《赴川民人告贴》，进行抗争：“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我等生路，不许前去……”做好了离家的打算，却因为官府阻挠难以成行，这样的苦楚，实在比路途的艰辛更令人苦闷。同样在雍正年间，长乐县有300人结伙入川，官府也加以阻拦，这些人马上“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俱不可回”，不过，仍然有11人被软硬兼施，劝回了长乐。

　　移民由武功山而下，由江西萍乡乘舟，经渌水，过醴陵，进入湘江。湘江是湖南第一大河，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纳九江之水，号称“九江”。移民在洞庭湖上，远远便能望见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笔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的胜景或许会给单调的旅途增添一丝色彩。

　　从洞庭湖上岸，通往四川的路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一，由山路行至沅陵，经湖南吉首、花垣，便可进入四川酉阳，酉阳名胜二酉洞、大酉洞被酉城河一分为二，从这里走出的廪君率领巴人征服其他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青铜王国。其二，经湖南常德北上，过慈利、湖北恩施入川。大部分移民则继续西进，经湖北来凤，沿黑峒河进入四川黔江，黑峒河流入四川黔江后，也称黔水。由洞庭湖至慈利，沿途须穿过万子湖、东南湖、大连湖等湖泊，但自洞庭湖登岸后，移民却不愿再乘船，宁愿从山路绕道。另外，从湖北三峡逆流而上，经奉节、云阳，也能到重庆，不过水路对移民而言，却与鬼门关无异。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广东长乐县黄浦村的张衍祯夫妇，和三个儿子一道，与同乡结伴入川，行至湖广，妻子魏氏因旅途劳累染病，奄奄一息，同伴见其病危，安慰了一番，便各自赶路。魏氏病情稍有好转，即继续赶路，一心想追上同伴，谁知同伴已改由水路入川了，张衍祯一家盘缠无多，只得继续步行。一天，张衍祯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打听同伴下落，老乡说，同伴在三峡险滩翻船，生还者百无二三，夫妇俩一时唏嘘不已。由水路入川，开销大不说，稍有不慎，便会葬身鱼腹，举家皆没。常言道蜀道难，其实蜀江比蜀道更难。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踏上四川的苦乐

　　移民携带干粮上路，饿了啃干粮，吃盐巴，所谓“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便是这种景况的生动写照，行至四川，移民随身的干粮已差不多吃完，加上总不能天天靠干粮度日。清代有个叫严如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深山老林踏访，这些经历后来写成了一本《三省边访备览》。严如说，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由湖北来凤行360里到四川黔江，此后，过玉山、彭水、羊角嘴、涪州、长寿、重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便可到成都。千呼万唤的四川虽就在脚下，但是想到成都，却仍有1300余里的路程要走。而到了四川境内，移民反而更加困窘了。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广东兴宁县人廖奕珍一家变卖田业家产，凑得200余两银子，踏上了赴川之路，上路前尚有80余两银子没有收齐，廖奕珍将银子委托给族人彭某，指望他收齐银子后尽快来四川。行至荣昌县西街，200两银子已经用完，没想到彭某却独吞了尚未收齐的80两银子，“不敢来矣”，一家人在荣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举步维艰，唯有强忍饥饿、疲劳，继续赶路。

　　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的移民为谋生计，有时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以换取盘缠。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已是“行囊告罄”。无奈的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才与剩下的两个弟弟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缠又花光，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在家乡，听得“包揽棍徒”们吹嘘四川的种种好处，当自己踏上这片热土时，却因为没有盘缠，要将幼子、胞弟卖与陌生人家，这种辛酸，比起五千里的跋涉，或许更令人揪心。

　　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清代四川的会馆，在上川之路沿途，往往分布的也比较集中，比如，单是隆昌县就有广东会馆5所、福建会馆1所，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倾注了移民的对上川之路的感情。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代客家人入川的数目，当在100万上下，其高峰期是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雍正、乾隆共在位73年，也就是说，这期间，每天都有将近40个移民经由“上川之路”来到四川，而来自陕西、湖广的移民实际上已无法统计确切数目。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人口9万，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四川已有人口948.9万，强烈的悬殊背后，是一个个踏上上川之路的移民故事。对于饱受战争荼毒的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意义与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到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没有“上川之路”，清代四川的历史无疑将被彻底改写。

　　作者手记

　　翻阅明末清初的四川史料，我往往惊诧于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与四川诸州县当时普遍的萧条之中。清顺治年间，成都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公元1664），整个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堂堂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十七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此外，宣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铜梁县“土著者百之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其状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根据大清王朝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的统计，此时的四川人口为18000余丁，大约9万人，显然，这是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

　　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入，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

　　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讲述明末清初的四川历史，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说明移民运动之于四川究竟有多么重要。四川历史上，因战争引发的萧条、恐慌并不少见，诸如两晋流民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蜀人被迫四处流亡；宋代末年，蒙古军进攻四川，双方鏖战长达52年之久。然而，没有一次灾难像明末清初这样，让一个天府之国成为荒凉残破、千疮百孔的废墟。当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从京师来到四川时，他们很难相信，诗书中的那个天府之国与现实的残败竟然出现在了同一片土地上。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移民入川，已是箭在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