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南昌起义后的发展方向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秋收暴动大纲和八七会议的精神，党在1927年8月以后的半年时间里，接连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有的在城市，有的在农村；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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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依靠正规军进行的城市武装起义，起义军胜利占领了南昌城。但是，起义以后，军事力量向何处去？就是说，起义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斗争，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是摆在前委和中共中央面前的问题，迫切需要回答。从南昌暴动发动前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看，一方面，中央是把南昌暴动作为党的总暴动政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要求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两者互相配合和支援。1927年8月8日，《中央致前委信》中说：“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革命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7页。）8月5日，《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中就指出：“南昌政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中央另有通告），与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其意义又是一贯的。”8月9日，中共中央又在给湖南省委信中说：“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随后，又在《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等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6、50页。）以上说明，中共中央把南昌暴动作为党的总暴动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发动土地革命。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使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再进取广州的意图。南昌起义是在汪精卫集团叛变后，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正云集在九江地区的特殊条件下发动的。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后鉴于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随改变为“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7月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在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些文件中也有要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指示。8月4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说：“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即三军军长朱培德）军后直奔东江”。8月22日，《中共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中说：“叶贺之师须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如能早占领东江，“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在起义部队的有关材料中也有类似说法。如：8月，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中说：“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南昌起义》，第42、49、37页。）
以上可以看出，南昌起义虽然与秋收暴动密切联系，目的是实行土地革命；实际上，它的发展方向是南下广东，与东江农运会合，夺取广州，准备再次北伐。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其结果，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长途奔袭，受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就地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取得群众的支持，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中，在谈到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时指出，“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后来，周恩来谈到南昌起义时说：“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又说：“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南昌起义具有伟大意义，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新篇章但是，起义后没有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是一个教训。
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这时，党虽然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发动了武装暴动；但是，还不懂得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如何正确地开展武装斗争。党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和积累。应当指出,南昌起义余部的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与湘南农运结合,举行了湘南起义。起义后,又率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关于广州起义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受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部分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部分市郊农民武装等共约5000人，在广州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当天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虽经顽强战斗，终于在第三天即遭到失败。
为什么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后部队向何处发展？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在此前后发出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以下意图：
首先，应当说，广州起义是党的总暴动政策的一部分，其直接因素是与南昌起义相呼应的。南昌起义开始后，中共中央于8月3日开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南昌起义》，第42页。）。9月，中共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中，一方面，命“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同时，要求“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10月12日，中共中央得知叶贺军队失败后，写信给广东省委，指出：“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12、13页。）这可以说是酝酿广州暴动的第一阶段。
其次，后来又决定举行广州暴动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说，因南昌起义失败而停止广州暴动是暂时的，党的总暴动政策并没有停止执行。特别是11月以后，“左”倾思想在中共中央中有了发展。11月中旬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工农民众的斗争，“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38页。）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中认为：“广东工农群众之自发的暴动正在继长增高地向前发展，走向会合各地暴动，成为总暴动的途径”，“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22、23页。）从客观上说，形势比较有利。11月17日，国民党粤系地方实力派张发奎将桂系军阀逐出广州，双方为争夺地盘而爆发战争。张发奎为了对付桂系军阀，将所有兵力调离广州，广州市内国民党反动派兵力空虚，这是起义的有利条件。11月25日，广东省委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我们要“利用两派军阀互相厮杀，内部互解（原文如此）之时，应扩大各地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并“使各方都与广州中心联合”。（《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29、30页。）11月26日，广东省委开会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并将暴动计划报告中共中央。12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说：“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这样，经过短时间的准备，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就开始了。
实际上，在起义决策过程中，对应不应该起义，起义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起义领导机构内部是有争论的。在起义后怎么办问题上，即起义军应坚持占领广州或撤离广州，同样有争论。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十一日晚上，我和叶挺同志分析后认为，十二日这一天将是非常紧张的，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怎么办，应该有所部署。经过一再催促，到十一日深夜十二点钟，起义领导人才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们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我是赞成他的意见的，应当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是，既不懂打仗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回忆录》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周恩来在谈到广州起义时也说：“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4页。）诺伊曼（即纽曼）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既不懂军事，没有实战经验，又不了解中国和广州的情况。他只是照搬俄国城市暴动模式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义的一般原理，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但是，当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附和了他的意见，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意见。结果，在强敌包围之下，起义部队虽经顽强战斗，也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最后，余下的部队撤离广州，到农村去，分别与东江、左右江农民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斗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是以工人和军队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是城市起义的“退兵的一仗”。
总的来讲，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有伟大意义。它们的失败表明，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革命力量夺取和占领大中城市是不可能的。革命力量要发展，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1927年12月10日,瞿秋白撰写《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结合大革命失败后的实际,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革命形式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他指出,农民暴动和农民武装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他进一步指出:“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等等。（《瞿秋白选集》，第381、382页。）可以看出,瞿秋白作为第一次“左”倾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能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中国革命不能“夺取首都,一击而中”,要发动农村游击战争等正确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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