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义后革命力量向何处发展，城市？农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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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其发动的时间是在广州起义之前，我之所以将它放在广州起义之后叙述，一方面，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同为城市起义，有其相似的出发点和结局；另一方面，秋收起义则是另一种结局，虽然它开始也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的，但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主动放弃攻打长沙，转向农村退却。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11日发动的，其酝酿有一个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部分同志一直认为应在农运基础较好的两湖开展工作。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要在湘鄂赣粤四省实现。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新省委开会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次日，将计划报告中共中央。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指出：“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就计划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9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9日，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11日，起义战斗打响，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酝酿、讨论起义的过程中，在暴动范围、依靠力量、没收土地、举什么旗等问题上，湖南省委同中共中央都存在分歧。前两个问题直接关系着起义的成败，也反映了在如何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关于暴动范围问题。中共中央开始提出先夺取湘南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湖南省委主张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然后夺取整个湖南。中共中央认为：湖南省委的主张是，“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同时提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湖南省委反驳上述意见说：“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毛泽东一直主张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湖南省委经过讨论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

　　关于依靠力量。湖南省委原主张，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同时调内有秘密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六军两个团，“做暴动的发火药”。中央认为，暴动计划“要把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偏重于军力，“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湖南省委答复中央的指责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湖南省委在讨论此一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他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3页。）

　　以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同湖南省委之间的分歧，根本问题在于，制定政策是否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在敌强我弱、革命低潮、群众力量没有普遍发动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全省暴动显然是不适宜的。应当说，湖南省委量力而行确定暴动的区域是正确的。在起义要不要有一定军队问题上，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对于武装暴动乃至中国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农民暴动，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单靠地方性的分散的农民武装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是难以取得胜利的，这已有不少惨痛的教训。很显然，把主张有一定军队参加，就视为“军事投机”，是不恰当的。湖南省委内部以及湖南省委同中共中央之间，不仅在上述问题上存在分歧，在起义后的发展方向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9月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4个团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准备会攻长沙。经过几天战斗，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叛变，第一、二、三团进攻接连受挫，受到很大损失，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前委书记毛泽东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再决定下步行动。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进攻长沙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从组织关系说，应当继续执行。但是，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实际情况下，机械地执行上级决定，就会使部队继续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后叛变）“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3页。）。毛泽东认为原定的农民起义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定了余洒度等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1页。）。起义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就在前敌委员会作出决定退往湘南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的决议。指出：“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并说：“对于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3页。）可是，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9月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南下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解决了有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整顿部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在这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部队进行了改编：缩编为一个团，充实连队；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等等。三湾改编，使工农革命军面貌一新，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二是确定落脚点，建立根据地。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着重讨论了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确定对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在他们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落脚宁冈，并以此为大本营，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毛泽东在《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中说：“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贝思湎德尴錾铰鲋卸危�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钡吃诖思涫怯晌拮橹�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毕婺稀⒏幽现荒苡跋煲皇〔⒅患坝谏嫌危�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并在这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起点。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由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建立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实践上回答了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在此期间发生的其他许多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它们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又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在革命处于低潮，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革命势力，并占据着城市的形势下，弱小的革命军事力量不能夺取和占领城市，只能向反动统治薄弱的省际边界农村地区进军。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以保存和发展自己。这实际上是把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一种形式。

　　当然，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上述几次主要起义的发动、发展过程看，在新时期如何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和主张上的分歧。错误意见在一定时期还占了上风。正确的认识和主张是在斗争和实践检验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还只是开辟武装斗争新道路的开始。实践上、认识上的问题还有待于在实际斗争中一步一步地解决。

　　（摘自何沁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