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回首峥嵘岁月细说当年历程
文/本报记者 张演钦
香港百年沧桑，回归之路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又如一条蜿蜒曲折、荆棘丛生的登高之路。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之奋斗不息，归来旅途的每一步，都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血汗和智慧。
今年3月29日，本报记者专访回归工程“操盘手”之一、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闲坐话说当年，点滴仍扣心弦……
1 信念
从小见证屈辱历史
一直盼望国家中兴
记者：您是香港回归的实际“操盘手”，您以艰苦卓绝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请问当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
鲁平：让香港主权回归祖国，是我的一个信念。
我是在上海出生和成长的，亲身体会到那时候外国人怎么欺负我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我亲眼所见。我从小就对这种帝国主义趾高气扬、瞧不起中国人的现实有一个理念：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扬眉吐气、真正站起来。后来参加革命、入党，部分也是因为心怀这样的理想。后来参加港澳办的工作，参与实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把两块殖民地拿回来，感到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所以接到这个任务后，觉得很光荣，一定要完成。
有一点很重要：香港回归的每一步，都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决策的，我们只是执行。有了小平的领导和掌舵，心里有底。此外，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否则工作不会那么成功。
原本我对香港是一窍不通，投入工作后，碰到很多新问题，我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回顾起来，我觉得香港顺利回归，为中华民族洗雪国耻，是全国人民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中央的领导，归功于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我只是跑跑腿而已。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和波折，但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我对自己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一生就没有白活。
《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通过时，我掉眼泪了；1997年7月1日回归大典，在观礼台上看五星红旗升起，我也掉眼泪了……
鲁平回忆当年往事，神采奕奕 本报记者吴万生摄
2 波折
形势突变节外生枝
回归征途初见波澜
记者：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基本法》在出台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
鲁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这样的政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得来的结论。我们深信这是切实可行的。早在中英谈判前，就开始了相关调研。在香港，我们找了很多人，小平同志也亲自找了一些香港人来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在制定和贯彻“一国两制”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很多反复。
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商有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
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原来大家都同意的一些《基本法》条文，又被一些香港委员推翻了，比如立法会的组成问题，原来已达成了共识的，又出现了反复、提出各种修正案，其中，在港英当局的操纵下推出的所谓“两局共识”，提出1991年从立法局开始，就要增加直选成分，到2003年，立法局议员全面直选产生。当时有些香港委员也开始动摇，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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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
反复斟酌逐条表决
《基本法》得来不容易
记者：您当时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和克服这些阻力的？
鲁平：我们告诉对方不能出尔反尔，原来对方也是主张循序渐进的，怎能一下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个别做工作，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英国统治香港150年，所有议员都是港督委任的，从来没有什么民主，现在一下子要搞大民主，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
事实上，起草《基本法》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咨询。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一条不漏列出来，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包括不同方案。拿这些方案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为什么在全国？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对香港的政策，各省市都要按《基本法》办事，《基本法》是全国的事，大家都有份，都要参与。
内地很多人对为什么给予香港这么大的优惠想不明白，如财税不缴纳，为什么这么厚待香港？所幸大家都能理解中央的决策，从大局考虑，不斤斤计较。
草案征求意见后又作了修改，最后，1990年1月，总算每一条都2/3多数通过了，3月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这的确是很艰巨的工作。小平同时评价说：“《基本法》是个好的法律”，“是具有历史性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很多问题小平同志都亲自提出来，非常关心。比如这两条就是他定的：既然是《基本法》，宜粗不宜细，给特区政府一点余地；对政治体制，他说，不要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这对中国不适合，要按中国的国情去写。后来确立的是“行政与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以行政主导”。
4 斗争
彭督惟恐天下不乱
鲁平怒斥“千古罪人”
记者：在香港回归前后，政治体制如何实现顺利衔接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原本是打算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
鲁平：对于这个问题，谈判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斗争、曲折，我们也作了一些妥协。后来形成了钱其琛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交换的七封信，解决了衔接问题，建立了“直通车方案”：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到1997年7月1日时，只要其组成符合《基本法》规定、其议员是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双方也就此签署了相关协议。
但是，彭定康一来，就天下大乱了：1992年他提出“三违反”方案，这个方案，一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直接选举，这样，凡是商界的工厂的所有职工，都有了一张票，工商界当选的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多。这是不合理的。
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也改成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都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这个方案事前并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他10月来京谈这个问题，态度很强硬，根本听不进去我们的话。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七封信、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他说不知道，什么都听不进去，非常蛮横。大家不欢而散。在上飞机前，我开了记者会，我说了他是“千古罪人”。
鲁平（左一）与港督彭定康（右二）当年会谈时情景资料图片（鲁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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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策
好言相劝仁至义尽
小平拍板另起炉灶
记者：这句“千古罪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现在您的看法改变了吗？
鲁平：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香港过渡将更平稳。他给香港带来的坏影响不单止政治体制，还有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回想起来，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1989年后英国对华政策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合作变成对抗；其次是彭定康对中国的情况太不了解，刚愎自用，以为他可以通天，很多事情不和英国外交部商量，这实在和他的个性有关。但归根到底，是和英国当时外交政策的错误有关。
我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如果非要一意孤行推翻“直通车”，那我们必将奉陪到底！可他依然故我。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彭定康作为一个代表，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他还是不甘心。即便如此，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17轮的谈判，仁至义尽。他的回应是：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说：另起炉灶！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在1983年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原本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这也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也不准出席预委会的任何会议。我们认为，既然没有“直通车”，就得成立临时立法会。但港英政府认为临时立法会是非法的，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们不准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开会，我们就在深圳开。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香港政府就会瘫痪，很多事情办不了，比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如果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香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
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它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
6 谈判
坚持原则兵来将挡
运筹帷幄见招拆招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撒切尔走后，双方有五次非正式的磋商，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的大使进行谈判，英国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后来谈不下去了。眼看两年限期很快就到，英国人着急了，要求正式谈判。开始还是很不顺利，先是死抠“三个条约”，后来提出以“治权换主权”，还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又是“信心”等老调重弹。小平同志训了他们一顿，说他们代表的不是香港人，“代表的是你们三个人”。
第四轮谈判完了以后，英方故意放出空气说谈判破裂了，于是发生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大跌，银行挤提，人们抢购日用品。这也是英方有意拿这个来压我们。我们分析后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不安宁，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吓不倒我们。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经过了很多斗争。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
鲁平（前左坐者）、香港经济导报名誉董事长陈陌军（前右坐者）与本报记者合影 吴万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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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政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
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因为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要及早考虑建设新机场。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我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反对建新机场，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研究后，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先不吭声，倒看对方要不要找我们。
我们分析，对方必须向银行贷款，大部分还得在1997年后还，当时特区政府还没成立，必须由中央政府代特区政府担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
果然，汇丰等银行来找我们，我说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无法承诺，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后来整个计划都搁置下来。但他们之前已经说得天花乱坠了，没办法，还是找我们来了。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亲自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我说一定要保证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僵持了很久，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气势汹汹。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马上坐下来表示要继续谈。当时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但也不想空手而归。
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一点？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我们要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封锁的问题。
柯利达提出可否折中一下，在第三国签？我说不行，没道理。他说，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我说你想办法打电话找吧，总有办法。他出去了，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
8 信心
可以开间保险公司
负责担保政治风险
记者：在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在您看来，如何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鲁平：小平同志讲的“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有一块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香港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一国”是前提。“两制”是指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变，也就是“两个不变”。我们不会企图去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别人也不要企图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同志所讲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个道理。
香港有些人受了英国的影响，主张不要和我们靠得太近，要和内地有个“隔离带”，一讲“背靠大陆”，就敏感起来。香港有今天的繁荣，说实在话，主要是它具有“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这个有利条件。没有大陆，根本没有这个局面。
记者：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专题，叫做“香港已死”。当时您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提了一个设想：在瑞士设立保险公司，假如回归后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遇损失的，给予赔偿。10年过去了，您认为香港人还存在有所谓的信心问题吗？
鲁平：敢于提这个保险的设想，说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保的是政治风险。如果1997年后由于政治原因导致投保人受到损失，我们一概照赔。因为我们有信心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成立的话，我们百分百赚钱！但香港人的确有个信心问题。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这可以理解，我们国家过去的确也折腾了很多年；另有一个担心，很多香港人说：对中央完全信任，但中央的政策真的可以贯彻下去吗？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人，使他们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的，那是国策，是不会变的。我们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另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我们看后觉得，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成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就是针对这专题的。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去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有次和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议员座谈，说我们的高度自治政策包括财政收入不上交，对方听了很吃惊，其实这在《基本法》中早就公布了！说明外人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
信心问题始终会解决的。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另外，我国越来越强大，对香港人的信心才是一个最大的保证。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比1997年就大不一样了，香港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强大了，香港人的信心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现在基本也没人反对《基本法》了，我想现在也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
记者手记
历尽风浪方显宁静
鲁平笑言“历史简单”
眼前的鲁平，身材高大，神态安详，目光平静如水。这是一位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八十老人，波澜去后，他因此愈加宁静和广阔。鲁平说自己身体状况挺好。退下来的时候70岁，别的球打不动了，打打高尔夫，走走路。现在还是很关心香港，天天上网，看香港报纸，每天至少四个小时。虽然没有一张股票，但鲁平每天下午4点半一定要上网看恒生指数。“这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啊。”
“我的历史很简单。”鲁平对记者说，学校毕业后，鲁平的第一份工作是替宋庆龄工作，宋庆龄在上海有个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刊时候他就加入了。一直到“文革”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办这个刊物，是周总理给的任务，很多外国人没有渠道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所以要办一份民间性质的刊物，宋庆龄在海外有很高的威信。周总理要求不要唱高调，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拿事实说话。《中国建设》是唯一能进入美国市场的刊物。但上世纪60年代后就不行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内外有别，我们的读者对象是西方的中间读者，要使这些读者能接受就不能简单化、庸俗化。比如说庄则栋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呢？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不灵了？我们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因为这些言论和其他原因，“文革”一来，罪状也来了：鲁平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之一。
1978年港澳办成立，老上司廖承志把鲁平找去，一直干到1997年。退下来后，上海方面要鲁平“回娘家去”，现在的鲁平是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主席是胡启立。此外，还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主席，原来的主席是汪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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