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未来：晴天，有云

　　《时代》（亚洲版）近期推出香港专题，并以香港回归作为封面故事，本版将刊登其中几篇重点文章，以飨读者。

　　十岁相当于少年——聪颖而困惑。你以为你知道你是谁，但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想独立，但你仍然需要成人的监督。

你有正义感，但发现在现实的世界里妥协是必要的。十是一个整齐的数字，但却是一个混乱的生活阶段。

　　这就是香港。1997年7月1日午夜，在璀璨而心酸的典礼上，香港，从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一枚宝石变成一个新的全球力量的组成部分。香港人看着他们的城市从英国移交到中国，百感交集：为新的开始而喜悦；为送别英国感到悲伤；为回归祖国感到自豪；为未来感到忧虑。如今，从多数标准来看，香港棒极了，但它的外表掩盖了集体忧虑。随着这片土地纪念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头一个十年，它面临一套联锁的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它过去与未来的挑战：我是谁？我想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不可以完全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我会得到允许吗？

　　香港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器，把中国制造能力的原始力量传递到一个分配消费品的世界体系。这个城市的重要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很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失败：在中国之内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化城市。

　　人们常常以为这个城市的运气接近尾声；《时代》的姐妹杂志《财富》曾不荣誉地、错误地预测香港回归中国会给它带来死亡。

　　然而香港甚至比前往更有生命力。在回归前夕，股市指数（香港健康的关键晴雨表）维持在当时的历史纪录一万五千二百点；如今它徘徊在两万一千点大关附近。房价（在许多方面，这是衡量这片土地成功的最好指标）在回归后下降，在SARS后再次下降，但如今再次上升到极高的水平。香港前布政司钟逸杰（Sir　David　Akers-Jones）在退休后仍然留在香港，他表示：“1997年事情并没有停顿，事情在继续，这就是不同寻常的事。生活在继续。”

　　但当然不是原来的样子。过去十年，中国和它的特别行政区都没有停步。从前，香港的当务之急是追逐财富，而且这个地方仍然痴迷于金钱。然而，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富裕，它已经意识到生活中除了赚钱还有更多东西。一场公民社会运动已经开始，涉足从污浊的空气到保存老建筑到帮助穷人等方方面面。这个变化是喜人的，常常是鼓舞人心的，但它并不能帮香港解决真正的挑战：如何界定它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一个饱含矛盾情绪的问题——钦佩与反感，忠诚与猜疑，爱与恐惧。

　　香港还必须考虑它的经济前途。作为一个兴旺的中国的一部分，这几乎保证它可以永远繁荣。但大陆是一个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中国的新港口吸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贸易，而且它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吸走了就业，过去是制造业，如今是服务业。随着中国继续放宽投资规则，更便利经商，越来越多的公司可能会选择直接在大陆运作。

　　香港是一个搏动的生命体，由世界上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组成。这永远不会改变。身份危机与否，香港明白它的运气就是在这样一个幸运的时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大陆变得更自由更开放，给予它混血的、有点外国风味的孩子更多的机会（这个孩子可能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机会）。经济学家奥瑞尔表示：“我看不出香港人有什么悲观的理由。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不隶属于中国的规则。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真的，你才十岁，整个世界就摆在你面前。

　　中国内地挺起香港经济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可说是唇齿相依，互惠互利。中国当年改革开放，香港的企业为内地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对内地经济起飞可说是功不可没；近年内地从放宽内地旅客赴港，至准许机构在香港投资，都为香港经济注下一支支强心针。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所设的4个经济特区，有3个都是位于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香港的厂商看准内地较低的经营成本，纷纷北上设厂。自1978年至今，港商在内地的直接投资已达2730亿美元(约2.1万亿港元)。

　　然而内地不仅仅接受香港的“好处”。中央政府在SARS疫潮后放宽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纷纷在香港上市，令香港去年首次招股的金额在全球仅次于伦敦。内地从2001年开始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截至2005年底的总投资额已达1620亿美元(约1.2万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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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三代移民终又回流

　　香港快回归十周年，在一批批移民他乡的港人中，当初由上海来港的冯家可谓见证了香港逾半世纪的兴衰转变。他们一家三代试过移民最终又回流，由过去害怕中国政府收回香港，至现在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80岁的冯君伟(译音)与81岁的李梅谷(译音)在二战时结婚，定居上海，1946年国共内战，两夫妻遂被迫来港投靠冯君伟父母。他说：“当时这里没人住。我离开上海时，上海是全球第五大城市，香港只是一块农地。”冯氏夫妇在港生了一女三子，可惜冯君伟的生意失败，一家八口惟有住在牛头角村不足200尺的单位，生活相当艰苦。

　　二人的58岁长子冯懿卿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童年，当时香港人口迫爆，又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及教育制度，生活环境恶劣，穷人很多，大家挣扎求存，“所有人都想离开。我们当时可能是受到英国的政治宣传影响，以致我们认为，中国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绝非中国的一部分”。

　　冯懿卿是外国电影的发烧友，在中学毕业后便决心到海外深造，1970年他偕新婚妻子梁少娟到加拿大安大略的理工学院修读电影制作，其后两人在加国定居，冯懿卿在当地电视台任监制，35岁的女儿冯宣妮亦在此时出生。

　　但随着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环境有所改善，冯懿卿开始怀念以往的香江岁月，一家遂在70年代尾回流香港。冯懿卿回港后创办了专发行外国影片的激光国际电影公司，妻女亦在公司担任要职。而10年前1997“大限”将至，冯君伟两老曾于1995年移民加国，但数年后又回流香港。冯氏一家如今在港安居乐业，当中又以冯懿卿在港土生土长的27岁儿子David，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最为骄傲，“我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其实都一样。我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真的很自豪。如今中国政府给予我们很大自由度。假如我们有东西未做好，也全因我们所致，与中国政府无关”。

　　中国联系

　　随着香港纪念英国统治结束10周年，关于中国在这块收复的版图上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从来没停过。但反过来呢？当邓小平决定结束大陆的自我封闭，香港便成为中国遵循的先例。香港很快就成为引进国外技术、文化、商业知识和投资的渠道。现在，随着内地日渐富裕，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影响和投资流已经开始逆转的程度。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学教授戴果尔（Michael　DeGolyer）表示：“中国内地向香港学习”，“中国已经学会如何竞争。如今它正和香港竞争，促使香港改善。”

　　三十年前待启动的是广东省。尽管它是一个落后国家中的一个落后地区，广东省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它的人民渴望努力工作，它在政治上远离北京、上海的权力中心。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进行改革的安全的地方。1980年中国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中的3个在广东，分别是深圳、珠海和汕头。通过开放的条例和免税政策吸引外资，进行资本主义试验。

　　由于经济特区所采取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遍及广东，香港商人的机会越来越明显。经过几年的显著增长，（香港的）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面临停滞的危险。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逐渐攀升，使轻工制造业越来越难以负担。同时广东有几百万壮劳力，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而且往往有家庭关系。香港企业家“只想到把工厂搬到这里因为生产成本较低，他们可以更具竞争力”，“他们不知道他们将会影响广东。他们不知道他们将会影响中国内地。”

　　粗略而言，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为大量的现金。自1978年以来，香港直接投资超过2730亿美元，几乎等于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合；华南地区的份额较多。珠江三角洲（广东最接近香港的部分）现在有5.7万家工厂是香港企业设立的、或是为香港企业进行生产的。但投资并不仅仅意味着建厂。（香港到广东的）旅行时间大大减少，部分原因在于香港企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香港商界大亨胡应湘（Gordon　Wu）的合和集团（Hopewell　Group）建成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长120公里的广深高速公路及广东省超过160公里的其它主要道路。香港的和记黄埔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和太古集团帮助广东发展关键的港口事业。

　　这类的项目使广东地区成为全球范围的制造业主力。从1980年到2002年，根据《区域经济动力（Regional　Powerhouse）》这本书所述，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发展最快的省份中发展最快的部分”。香港不止为此地提供资金，它还提供了专业的管理和国外市场知识。

　　（CY/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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