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沿雪线传递

　　——写在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踏上雪域高原之时

　　本报记者吴越

　　在318国道的拉孜县—日喀则市段的某个弯道前，有一块碑石上镌刻着一行字：距上海市人民广场5000公里。碑石默立在路旁，与晶莹的蓝天同在，与洁白的哈达同在，与嘹亮入云的藏歌同在。

　　是什么把这方迥异的天地与5000公里以外的东海之滨联系了起来？不仅因为318国道是一条以上海为起点，西藏为终点的公路线，还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之间留下了一批上海援藏干部的身影。从1994年起，上海共派出四批199名援藏干部来到这里，奉献三年的燃情岁月。

　　2007年的6月，在日喀则地区的第四批援藏干部即将离开奋斗了三年的岗位，移交给第五批“接力者”。在这个积雪消融的初夏，记者沿着上海援藏干部在日喀则的足迹，走向雪域深处。五千里路云和月，整整三载甘与苦，是记录，也是纪念。

　　缺氧气，不缺精神

　　日喀则市，我国海拔最高的县市，海拔3836米。在藏语中，“日喀则”的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但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二左右，缺氧环境作用于人体，轻则乏力、胸闷，重则头疼、眼花、呕吐、失眠，这就是“高原反应”。

　　关于这一千多个日夜，援藏干部们笑着这样概括：在日喀则有三不知，“不知道饿了没有，不知道生病了没有，不知道睡着了没有”。记者把这“三不知”细细咀嚼明白后，再也没法把它当笑话听。

　　第四批共50名上海援藏干部的总领队赵福禧，在日喀则担任了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的职务。猛烈的高原反应、沉重的工作压力、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一度许多身体指标都不正常，体重降了30多斤，有时在病床上打着点滴，还坚持工作。对此，福禧同志调侃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藏消得人憔悴。

　　在上海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地区五个县市里，日喀则市还算是海拔较低的。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日县，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雪线以下，几无一点绿色；在海拔4300米的萨迦县，“小气候”极恶劣，每到下午5时以后，空气中的氧气就像“被突然抽干了”（当地援藏干部语）一样，让人寝食难安；而在海拔4000米的著名“风口”拉孜县，2004年才通上电，曾有过连续停电一个月零三天的纪录，让空调、冰箱都成了废铁疙瘩……

　　如果说这些生理体验已在三年援藏中视作平常，那么，来自心理的考验要更严峻得多。每批援藏干部的工作期限为三年，每年开春进藏，腊月返沪，除有极特殊情况，期间不得离开工作岗位。援藏干部、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丁宝定由衷地感叹：“身体上的考验不算考验，亲情的缺位才是真的考验。由于有沪藏两地组织和人民的关心、支持、理解和包容，使我们团结拼搏，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圆满地完成三年援藏任务。”

　　在这里，靠的是精神。有一种“老西藏精神”，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还有一条口号，叫“艰苦不怕吃苦，缺氧更显精神”。

　　援项目，更援理念

　　据统计，1994年以来，上海市为日喀则地区援建项目547个，完成投资9亿多元，其中，刚刚过去的三年里，完成援藏项目共八大类165个，投资3.3亿元；此外，还加大技术交流和人才培训力度，努力开展智力援助，在沪藏两地共培训各类人才28批次3790人次。

　　投资4800多万元的桑珠孜宗山城堡修复重建工程，由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常青带队，把三十多年前毁于一旦的、俗称“小布达拉宫”的雄伟历史建筑重新树立在世人面前。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集中展示辉煌的后藏文化的宝库。

　　投资2000万元的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是该地区第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正式招生两年来，以高质量的教学在自治区内远近闻名。在未来三年，它还将扩建成12年一贯制学校，上海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林红说：“这将是西藏的创新。”

　　投资共4000多万元建造了上海宾馆二期工程、珠穆朗玛上海大酒店、拉孜上海宾馆、亚东上海宾馆等，特别是后三个宾馆，结束了当地无三星级酒店的历史，大大提高了观光、商旅、洽谈的接待能力。

　　不仅这些人们都看得到的“标志性建筑”是上海援建的，越来越多“非标志性的”、向基层倾斜、向农牧民倾斜的项目，如同涓涓雪水，渗入广袤的高原厚土。这其中，需要的不光是资金、资源、技术，更需要先进的眼光、持之以恒的信念。三年里，在援藏干部中始终贯之以“援藏为什么、援藏做什么、离藏留什么”的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

　　几位援藏的县委书记坦言以告：“别看我们来了之后，财政收入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可由于基数太小，到现在一个县一年也只有区区400多万。何况财政收入目前完全靠项目来拉动，没有项目，又会回落到以前的水平。怎么让地区走上良性循环、后续有力的轨道，是我们探索最多的问题。”

　　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许雪光对记者说：“在前几批援藏工作的基础上，这批援藏干部的工作思路更清晰，工作更扎实，能很快地抓住工作的重点。对当地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拉孜县委书记赵杰说：找到一个好产品，能致富一方农民。在西藏，新疆来的瓜售价2块多一斤，山东西瓜售价1块多一斤，而本地拉孜产的瓜售价6块多一斤！出名的“拉孜甜瓜”，正是拉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瞿元弟从援藏前的工作单位——嘉定农委引进的“8424”良瓜种，通过技术员在投资152万元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反复试验成功的产品。30多名农户当年致富，提高瓜农收入近万元。

　　“但农业的发展在这里还是有限的，”赵杰看得很清楚，“拉孜还是要利用位处‘珠峰’与‘萨迦寺’两个著名景点之间的优势，发展高原温泉度假、后藏民俗观光为一体的旅游服务业，还可以利用‘日喀则入口’的区位特点，搞一个中转物流中心……我三年来做的所有工作，但愿都能成为最终实现这一产业规划设想的铺垫。”

　　三年援藏，一生援藏

　　让日喀则地区领导印象深刻的是上海援藏干部的“低调”、“务实”。“这批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谦虚，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低调’，回避宣传，从不张扬，”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许雪光用一句谚语形容：“拉车走路不看天”。

　　但发生在5月初的一件事让许书记发现，他们也有“高调”的时候。那天，“平时话很少”的援藏干部、定日县委书记张金弟在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作现场汇报时，直言不讳地谈了县里亟待解决的问题：通往珠峰的路。

　　通往闻名世界的珠峰的路是一条颠簸简陋的土路，来回要近8个小时，是县里拓展珠峰旅游产业的沉重包袱。由于只是县境内的一条路，多少年来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标准化问题。一名外来的、马上就要离任的县级援藏干部，却大胆进言，向自治区党委书记伸手要政策，当时，在场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不久，自治区发改委和交通厅的领导亲自来到现场勘察，当月底，发改委已开始着手协调解决该条路的路况问题。这件事，在地委内部激起了思想的浪花，日喀则地委书记格桑次仁说：“你们的干部，确实给当地干部树立了榜样；多年来你们所做的工作，已在日喀则人民心中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站在即将交班的门槛上，这些晒脱了几层皮、学会了喝酥油茶的援藏干部们，对记者说出了心声：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经历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援藏无悔。”——援藏干部孙培龙。

　　“只有真正融入，才会真正了解。”——援藏干部顾云飞。

　　“在援藏兄弟间凝结的友谊，是我们终生的财富。”——援藏干部梁海虹。

　　“过去，西藏是我最久远的梦境，现在，西藏是我最终极的追忆。”——援藏干部顾军。

　　“心灵的震撼，灵魂的洗涤，意志的锤炼，理想的坚定；身心的磨砺，友情的培养，能力的成熟，思想的升华。”——援藏干部陈睦。

　　“无论今后脚下的道路平坦还是坎坷，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潮起潮落，我想我都会和其他援藏干部一样始终如一地守住这份独有的西藏情结。”——援藏干部沈立。

　　“人要回家了，但我的心将永远留在这里，留在这块印有我三年足迹的雪域高原上。”——援藏干部施东。

　　“三年有容，一生乃大。”——援藏干部沈永兵。

　　“三年援藏，一生援藏。”——援藏干部吴纯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