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内部对我国态度存在分歧 经济方面大献殷勤

　　中国与G8舒适对话

　　中国和G8保持舒适的对话距离，恐怕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

　　撰稿／金 姬（记者）

　　为期3天的第33届八国集团G8首脑峰会6月8日在德国海滨小城海利根达姆落下帷幕。正如美国外交协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所说：“人们对长期性重大问题有许多探讨，但却没有多少行动。

　　此次峰会发表了长达37页的联合声明《世界经济中的增长与责任》，但内容大多是一些毫无约束力的“美好愿景”：承诺“大幅度”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缺乏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承诺在未来几年提供总额600亿美元抗击非洲的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西方在援助方面习惯开“空头支票”）；呼吁世贸组织所有成员表现出灵活性，以从速完成陷入僵局的多哈回合谈判（和去年圣彼得堡G8峰会的呼吁惊人相似）……

　　相比之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倡导的“海利根达姆进程”切实可行许多：峰会决定维持目前“8＋5”（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这八国集团＋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五大发展中国家）对话模式，并寻求将对话机制常规化。这意味着中国将在G8发挥更大作用，但不会成为其中一员。正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的判断：中国和G8保持舒适的对话距离，恐怕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

　　33年间的四次“亲密接触”

　　G8的前身是七国集团（G7）。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1975年11月，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邀请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领导人到巴黎郊区的朗布依埃城堡开会，目的是讨论当时正受石油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一致决定这一会议将每年举行，并邀请加拿大与会。

　　G7峰会最初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峰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把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列入议程，如怎样面对“苏联战略的挑战”、核裁军、东西方关系和人权问题等。G7似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抗苏联的联合阵线。

　　随着苏联解体，G7也向俄罗斯敞开了大门。1994年第20次会议期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美国丹佛的G7峰会上，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G7领导人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G8体制形成。

　　G7或G8一直是以“富国俱乐部”的面貌出现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在快车道上行驶，这条“东方巨龙”引起了G7（还不包括俄罗斯）的关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国负责任的表现赢得G7赞许。1999年，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中国领导人列席G8峰会，并表示G8应该吸纳中国。2000年，G8峰会在日本冲绳举行，东道主同样对中国发出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领导人并未接受这两次邀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的王剑南指出：“自2003年首次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对话会以来，八国峰会早已超越了八国的范畴，富国的盛宴日益以更具代表性的南北国家对话作为补充。”可以说，中国的参与是G8峰会“南进”的开始。

　　为了使2003年6月的埃维昂G8峰会更“开放”，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力邀包括中国在内的12国首脑与G8进行南北对话。当时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胡锦涛欣然答应，第一次和G8“亲密接触”。这一历史性举动大大推动了G8峰会机制的扩大，改变了“8人讨论60亿人大事”的传统模式。至此，G8峰会从“富国决策”转为“大国合作”。

　　可惜的是，2004年的G8峰会却没有中国领导人的身影。当时，东道主美国因为要在会上讨论大中东计划（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主张大相径庭），就没有邀请中国。事实上，G8内部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存在分歧：人权、民主等政治因素上升时，排斥中国的声音就会占上风；而当贸易、投资等经济因素上升时，维护和追求G8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又会让他们对中国“大献殷勤”。

　　无论如何，正如加拿大的G8研究组织主席约翰·柯顿所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秩序的确立越来越受到中国影响”，中国自2005年以来连续三年成为G8峰会上的“贵宾”。2005年7月，由于伦敦刚刚遭受“7·7”连环大爆炸，英国苏格兰的鹰谷峰会也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8＋5”领导人共同发表的反恐声明，表明G8在全球性事务的处理上，十分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胡锦涛主席当时的表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他在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开创未来 推动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并就全球经济、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深化南北对话、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

　　2006年7月的圣彼得堡峰会是俄罗斯成为G8成员以来第一次当东道主，这是俄罗斯近年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会议，在会上着重就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作了阐述。在这一次峰会上，“中国是否应加入G8”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G8应该吸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加入，将G8扩大为G13。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主张G8扩大成G11，中国、巴西和印度应该加入。无论如何，中国在G8中的地位已然稳步上升。

　　胡锦涛主席今年6月在德国大展和谐外交魅力。他在50个小时内出现在柏林和海利根达姆两座城市，参加了3场多边对话和12场双边会见。在同4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他倡议发展中国家有责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维护共同利益；在13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对话会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织，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应该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面对“中国气候变化威胁论”和“中国气候变化责任论”的误解，他用事实和数据耐心向世界解释。同时他还不忘建议国际社会“在推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应对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抵御灾害性气候事件的能力”，并表示中国“将继续向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在G8峰会这个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多边舞台上，胡锦涛主席展现出来的儒雅、自信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及敢于承担责任的大国风范更令人折服。

　　“求爱”，但不“联姻”

　　当中国在G8日益发挥更大作用时，一度十分流行的“中国加入说”却开始失声。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认为，一是由于G8集团从未正式邀请中国加入，其内部也有分歧，当然中国也不会主动提出；二是中国始终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加入被视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G8集团，不仅不符合自己身份，还可能会在处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上带来不便。适度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也许是中国在G8峰会上最好的立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则指出，中国和G8正在对彼此感兴趣，现在处于“求爱”阶段，还没有走到“联姻”的地步。但中国在继续更新和发展，西方需要做的是改变其意识立场。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事务顾问的史蒂夫·塞斯塔诺维奇认为，G8峰会往往会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1999年峰会促进各国履行联合国结束科索沃战争的决议）时发挥作用，而一旦要在发展的问题�熑缒壳暗钠�候变化问题�犐铣涞蔽拿魇澜绲拇�言人，G8的运作效率就很低。由此看来，中国的参与为G8注入新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峰会逐渐流于形式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