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署理港督钟Sir不回英国:预测香港厄运的人错了(图)

　　该报记者张伟清（左一）、邱瑞贤（左二）、李颖（右一）与钟逸杰合影。 （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在英国人眼里，他是奇特的“叛国者”；在香港人眼里，他是积极的爱港者。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也恰好是他在香港居住的第50个年头。

　　“钟Sir”在香港政坛是名人，因为他是目前留在香港的英国人中，回归前担任职务最高的一位——1986年12月总督尤德出访北京期间不幸病逝，当时的布政司司长、英国人钟逸杰出任署理港督。在他任内，曾荫权、范徐丽泰等曾是他的部下。

　　作为港英政府前高官，钟逸杰(DavidAkers-Jones)很喜欢把50年前他刚来时的那个香港与今日的香港比较。对于回归10年，他说，“这个地方欣欣向荣。看看繁荣景象和居民生活，这并不是许多人预测的大灾难。”

　　关于回归：

　　回归那天的“变”与“不变”

　　香港回归10年以来，这位前高官常常会不甘沉默，他在《南华早报》上开专栏，常常会加入关于英国政府离开后香港就会灭亡的争论之中。他说，“1997年以后的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们则是错误的。预测厄运的人错了。”

　　记者：您还记得回归那天发生的事吗？

　　钟逸杰：那天，我很兴奋，那种感觉很奇特。前一天，香港还是殖民地，第二天，香港就要回归中国。只是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变化。然而，你走在大街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改变，还都和以前一样。这种感觉很特别。而且，雨停了。

　　记者：您当年参加过中英谈判，在谈判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钟逸杰：最困难的是放弃英国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同意放弃统治，以在达成共识和基本法草案上取得很大的进步。

　　记者：这几天我们在香港的媒体上看到有评论说，回归谈判时对市民福利的关注不够。您觉得呢？

　　钟逸杰：(摇头)我只看到现在香港在健康医疗方面，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福利。在社会福利方面，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300万人享受到公共住房政策，教育是免费的。医疗、福利、住房、教育等四个方面，都给人们以基本的保障和帮助。这些政策都是很好的。

　　记者：回归之前，有不少香港人很担心言论自由会受到限制。现在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况？

　　钟逸杰：自由在香港是普遍的，是一直存在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我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且，你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有了些许改变。

　　人们合法地、以和平方式进行游行示威。人们大声地表达他们的意愿，批评政府、批评政府官员，他们也批评我。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香港人说，香港变得政治化了，所有的事情都和政治有关系。相比较以前，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他们自身的权利。

　　关于香港：

　　“我爱香港，不会再回英国了”

　　对于这位已经在香港呆了半个世纪的英国老人，国外媒体说他是“为了爱而停留”的老人，这是因为“很少有人对曾经执政过的地方和管理过的人民的感情超越了对于故乡或者故国的忠诚。”

　　记者：我们该怎样理解您对香港的爱和您对您的祖国的爱？

　　钟逸杰：我对我的祖国的爱，和我对香港的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于英国，那是我的祖国，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虽然我已经离开那里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离开英国是在1945年。

　　1957年，我来到了香港，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里。算起来我在香港已经生活了50年。在这里我有很多朋友。中国有句古诗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还不老，但是我的胡子和头发都已经变白了。(笑)

　　记者：那您将来还会回英国吗？

　　钟逸杰：不会。我的妻子已经于2002年去世，我的女儿和孙子都住在澳大利亚，我不打算回英国了，我爱香港，爱这里。

　　记者：回归10年来，在您的眼里，香港有没有发生变化？

　　钟逸杰：我在1973年的时候就去过内地。我看到了三十多年来内地的变化，也看到了香港的变化。但是香港的变化没有1978年以后的内地变化大。现在，内地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同时，香港却走上了另一条路，变得更加本地化，失去了原有的国际化特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记者：如何评价香港10年来的发展？

　　钟逸杰：1997年以后，香港的经济一度陷入低谷。2003年，我们又经历了SARS。最开始的五年，其实是艰难的五年。而第二个五年中，经济开始复苏，一切都开始好转。但是，贫富差距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关于受命：

　　我只认“摸着石头过河”

　　1993年钟逸杰作了一个选择，这使他的后半生坠入无边的非议之中。就在这一年，他和中国政府签约，作为香港事务顾问，这个职位一直保留到四年后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此他被戴上“利己”的帽子，也成为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人。事隔多年，再次提起那段被自己国家人民批评、指责缠身的岁月，钟逸杰语气轻松。

　　记者：1993年，您接受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任命，担任港事顾问。这个决定，据我们所知，引起了不少争议。当时，有没有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

　　钟逸杰：压力？阻止我吗？没有，我根本没有问过他们。这不是站在中国一方的问题，而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英达成的协议为香港服务得很好而且保存了其生活方式，所以我接受了任命。

　　记者：有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

　　钟逸杰：当然，有很多批评。他们说我改变了立场。事实上，我没有改变立场。我的立场是香港，我和香港是站在一起的，我为香港说话。当我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我为香港说话。那时候的英国媒体对我并不友好，还给我起了一些很坏的名字，比如他们叫我“叛国者”(traitor)。

　　我坚持了下来，继续担任顾问，直到1997年。

　　记者：那个时候，您的家人是不是支持你？您的妻子本身也是英国人。

　　钟逸杰：我的妻子非常支持我。她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做的是正确的。

　　记者：听说当时您曾和彭定康有过激烈的争论？

　　钟逸杰：没错，我们有过争论。我不同意他的政治理念，不同意他将政治理念在香港推行，尤其当香港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的时候。他浪费了5年的时间在政治事务上。

　　记者：有人称您为“渐进主义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钟逸杰：这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差不多的意思。老子曾经说过，“治大国，烹小鲜”。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香港的政制发展应该循序渐进，至于何时落实普选，要视乎政制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

　　记者：有人说，在香港事务上，您更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看待问题。

　　钟逸杰：英语里也有句谚语：入乡随俗。也可以说，既然在中国，就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事。

　　关于展望：

　　希望政制改革争论尽快结束

　　钟逸杰在香港政坛名气很大，也很受尊重，目前特区政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如曾荫权、范徐丽泰等都曾经是当年他的部下。退位以后，他用自己独特的观察能力默默关注着回归后香港的发展，并曾公开表示对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的赞赏。

　　记者：我们知道，2004年您出版了回忆录《Feeling theStones》，这本书一度成为香港的畅销书。您想表达什么？

　　钟逸杰：这本书写的是这些年来我在香港的生活。这本书的英文名是feelingthestones；中文里你们说：摸着石头过河。你们以前有没有试过光着脚穿过一条河？当你计划做什么事，一定要很谨慎，否则我们可能会掉下水。对于香港、对于我自己来说，还要继续这种尝试，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我们知道，现在香港的高官，比如范徐丽泰、曾荫权等，都曾经做过您的属下。那么，对于他们现在的工作，您有什么评价？

　　钟逸杰：对他们我都很满意。但现在的政治环境与我当年在政府工作时相比，已经改变了很多。对于曾荫权，我想每个人，不单是我自己，都会等着看他在今年7月份时会公布什么样的政策。现在香港面临一些挑战，我很想知道他将怎样解决现存的这些问题。

　　记者：对于香港下一个十年，您有什么希望？

　　钟逸杰：我希望，那些关于政制改革的争论可以结束。我希望，香港能够继续保持它的国际化特色。

　　对话

　　个人简历

　　钟逸杰，1986年12月至1987年4月任香港署理港督。他1953年至1955年在马来西亚任政务官。1957年7月调到香港政府担任二级受训官员。1969年至1973年任职于布政司署地政科，其后出任新界民政署署长。1973年11月出任新界政务司。1974年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1979年出任行政局议员。政务总署成立后，于1981年2月出任首位政务总署司级官员，该署后改为政务司。1985年6月获委任为布政司司长，并任中港事务统筹委员会首任主席。1985年获爵士头衔。1993年被聘为港事顾问。2002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大紫荆最高荣誉勋章。

　　钟逸杰印象

　　眼前的钟逸杰穿着西装，衣饰上的每个细节都能看出他的精心和讲究，俨然典型的英伦贵族。如果有需要，他会非常耐心，表示自己分别用英文、粤语和普通话回答问题都可以，尽管用中文对他而言有点吃力。我们用英语交谈，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要低头沉思良久，回答却非常精炼，力图用最准确、最客观的词语来表达，然后戛然而止。

　　交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当他谈起关于1997年7月1日回归那天发生的事。他说得缓慢而轻淡：“所有亲历过的人都会提到那场大雨”。他精炼的英文字句中似乎有种魔力，能将人的思绪迅速而真切地引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天，那场大雨恍如就在眼前。

　　除了“奇异”，我想不出太多能形容这位英国老人的词语。他对香港的热爱难得却坦诚，他的语句极简单却又极深刻，他总在交谈中忽然冒出一句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中国古语来。这种种的一切，交织出一位在香港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英国老官员形象来——感性而又无比独特，让人震动。(邱瑞贤、李颖)

　　来源：广州日报

　　转自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