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南京”是这样铸就的

　　南京日报报道和谐需要平安，平安保证和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古人眼中的“平安”。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在转型期的今天，犯罪诱因更多。然而，自2001年率先在国内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以来，南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群众安全感。

2005年、2006年，南京连续两次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安全市。

　　平安，早已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平安是个“易碎品”，只能不断巩固发展，不能有任何停顿、倒退。目前，南京已经启动新一轮的平安创建，如何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平安，让“全国最安全城市”这个品牌越擦越亮？连日来，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多路采访守护我们城市平安的主力军，感受平安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的幸福与和谐。

　　本月11日，鼓楼区政法委对工人新村、龙江腾飞园两个社区居民进行了“公众对社会治安安全感抽样调查”。工人新村是个老小区，腾飞园则是新建小区，400名调查对象随机抽取。

　　在关于“你所居住的小区是否安全”问题中，回答“安全”的占75％，“基本安全”的占25％，“社会治安满意度”为100％。

　　在鼓楼区定期进行的这项安全感抽样调查中，群众的社会治安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9％以上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一项统计数据验证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南京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持续提高，安全感指数达到98．2％。

　　“南京的平安，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上的平安，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平安。”江苏警官学院副院长宋践教授这样解释南京百姓的安全感指数。

　　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的感慨

　　家住白下路的市民胡义玲，曾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凌晨1点下夜班回家，当她走进白下路旁一条小巷时，感觉似乎有人“尾随”。胡义玲心里一紧，加快步伐朝家走去，却听见背后传来喊声：“有警察在，不用怕。”胡义玲回头一看，原来那人是一个警察。看见单身女子独自走进小巷，巡逻民警就在她身后护送。

　　每到入夜，像这样的巡逻警察，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不仅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感受得到，来自外地的人们，同样有着深切体会。

　　“听说南京城很安全，深更半夜紫金山上都有情侣谈恋爱，我不信。”去年7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撒贝宁来南京采访平安话题，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于是，凌晨3点多钟，撒贝宁与编导驱车前往紫金山。他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一片片密密的树林旁，果然有男女青年牵着手在路上漫步。

　　撒贝宁信了，他说，“我想，如果一个城市不平安，你想让他半夜去山上，他肯定不会去。再想浪漫，没有安全感，是不会浪漫的。”

　　其实，南京的警察人数并不算多，只有1万出点头。南京的户籍人口已接近600万，累计流动人口达247万人，警察与群众的比接近万分之十二，比国内多数同规模城市要低。

　　警察不多，却总能在街上看到警察，是因为警方改变了工作方式，由“办公室坐班”变成了街头巡逻。他们的工作时间与犯罪分子易作案的时间一致，“猫鼠同步”。目前，全市警力的九成都被安排在基层，每天保持3000名警察在街面巡逻，夜间则有近千名警察带着2000多名保安，在各个路口、治安复杂地段巡逻。

　　目前，在南京街头巡逻的不仅有110民警，还有交警、武警等，民警巡逻的方式有步巡、车巡、警车组队巡逻等。

　　“警察的第一要务，就是巡逻。”这是南京警察的理念。

　　“街面见警率高，公众时时能感受到警察的存在，是南京安全感高的重要原因。”一位市民这样认为。

　　南京命案破案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试想，如果经常听到你生活的城市发生命案，久侦不破；或者走在街头，动不动就发现警察封锁现场，这样的城市，有安全感吗？”治安专家认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三个关键因素，除了街面见警率，就是大要案件破案率，和控制街头犯罪发案率，而这三方面，南京都做得很好。

　　早在2001年，南京就提出要成为“犯罪分子的地狱”。

　　2006年，全市抢劫抢夺案件和杀人案件的发案数，与全国同等城市相比均排在较后位次。但命案破案率达到了96．2％，领先于全国91．4％的命案破案率。

　　南京警察对于命案侦破的执着，由2000年发生在原大厂地区的一起杀人积案告破可见一斑。

　　2000年7月11日，原大厂区发生一起震惊全市的灭门惨案，一家四口惨遭杀害，61岁的老人和3岁的孩子都未能幸免。为抓住凶残的杀手，警方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影。

　　一晃6年过去了。6年来，警方从未放弃。6年来，参与侦破此案的民警近千名，专案组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终于，去年5月，杀人凶手露出了尾巴。压在南京警察心头6年的“债”，终于得偿。另一种直接影响百姓安全感的案件，就是街头的抢劫抢夺发案。狂飚的摩托车，抢劫的是财物，影响的却是城市的平安。

　　“‘两抢’案件增多，必然意味着刑事发案整体上升。它是城市治安的晴雨表。”在市公安局内部，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如果南京街头一天发生的“两抢”案件超过3起，整个公安局都要忙碌起来。

　　今年3月20日，发生在北京东路的10万元抢劫案，惊动了整座南京城。市长助理、市公安局局长孙文德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情。5天后，两嫌犯在山东就擒。

　　“在一些城市，这样的案件可能都算不上大案。可是在南京，我们明确讲，这是高压线，不能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位人士如是说。押解回宁的两案犯在路上哀叹，悔不该来南京。

　　专职调解员“排雷”避免纠纷“民转刑”

　　在我市许多小区，还有不少调解高手，他们化解了诸多矛盾，避免纠纷升级。去年一年，全市各级民调机构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2万件。

　　去年2月，76岁的刘翠花（化名）因一时想不开，在所住的一家老年公寓内上吊自杀。警方经勘察现场后认定为自杀。但刘翠花家属认为，老年公寓对老人的死负有责任，要求老年公寓负责人向死者家属道歉并进行赔偿，在遭到老年公寓的拒绝后，家属扬言要烧老年公寓。

　　老年公寓所在红花街道调处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赶到现场调解。但刘翠花的亲属却不愿接受调解小组的调解。在了解了刘翠花亲属的担忧后，调解小组决定召开听证会，并请社区居民参加，以示公平。经过4个小时的商谈，刘翠花的亲属代表与老年公寓达成调解协议，老年公寓向死者家属道歉并一次性给付精神抚慰金7000元。双方当事人当场签字履约，有效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刑事案件。

　　在鼓楼区，还出现了专职调解员。他们是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老手”，调解矛盾的模式不是等到矛盾出现了再调解，而是防患于未然。

　　在流动人口超200万的城市，南京流动人口犯罪率最低———

　　新市民安，则城市安

　　谢丙阔是温州南京经济促进会副会长，来南京已经28年，经营着多家酒店，可依然拿着“暂住证”。“我们不少温州商人都没把户口迁来，但是，我们都为第二故乡的平安感到自豪。”

　　谢丙阔的身份是“流动人口”。在南京，他们还有一个名字：新市民。截至去年年底，南京累计登记流动人口已达247万，并且仍在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增长。他们当中，有谢丙阔这样的企业家，更多的是普通打工者。

　　然而，在一些城市抱怨流动人口带来治安问题的时候，南京却有这样一组数据：2006年全市抓获外来刑事作案成员占全年抓获刑事作案成员总数的42．9％。南京已连续5年保持这一比例低于45％，在全国流动人口超200万的城市里，这一比例是最低的。

　　流动人口的稳定，巩固了整座城市的平安。

　　实名登记，破除“匿名效应”

　　经济发达的南京，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也“吸引”了一些犯罪分子。南京公安曾有过名扬全国的“五站一港”治安品牌。在火车站、汽车站、南京港等交通站点，值守民警靠着“火眼金睛”，让无数犯罪分子在南京这“最后一站”结束了逃亡之路。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大量流动人口蜂拥进入城市，“五站一港”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对于流动人口与城市治安的关系，一位专家有这样的观点：一个人进入陌生的城市时，如果处于匿名状态，也就是无人知道其身份，那么他放纵自己行为的内心约束力就会小得多。这就是“匿名效应”。

　　“要破除这种‘匿名效应’，就必须如实登记。”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曹存福说。“流动人口登记就像筛子一样，过滤了犯罪，也传递着信息：你在这座城市应当遵守城市的管理法规。”仅去年，南京就“筛”出了200多个这样的外地逃犯。“如果这些人留在南京，对于城市治安的影响，将是不可预料的。”

　　曹存福在工作中经常有三问——在安德门民工市场，面对打工者们为什么要办暂住证的疑问，曹存福说：“如果你身边住着一个小偷，而他并没有登记的话，你怕不怕？”

　　一家外企招聘时，企业不配合进行外地应聘人员的登记。曹存福说：“如果你招进一个正在潜逃的杀人犯，对企业的安危会带来多大隐患？”

　　一名北京的企业家不愿进行流动人口登记，曹存福说：“如果你要在南京考驾照、上车牌，前往边境地区，没有我们的登记，谁能证明你常住南京？”

　　“我们一直在向流动人口传达这样一种观念：登记不是歧视，而是一种认可：欢迎来到南京。”曹存福说。最终，他们都自愿办理了暂住证。

　　有案可查，有据可考。每年涌入南京城的流动人口，就这样被纳入了城市管理者的视线。一旦发生案件或遭受侵害，警方可以迅速查明其身份。

　　办理暂住证，只收一块钱

　　今年43岁的金小仙是红山街道的一名流动人口协管员，来自浙江的她，身份同样是流动人口。红山地区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的4倍。与金小仙一样，南京市还有3000名这样的流动人口协管员。他们大多是本市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一些就是金小仙这样的流动人口。为此，政府每年要支出3000万元专项经费。

　　在南京，流动人口登记只收一块钱的暂住证工本费，暂住证收费问题，在国内一些城市曾经引发争议。但是，在南京却没有过这样的质疑。因为，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不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而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完全由政府补贴。目前，南京已形成了完整的市、区、街、村四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

　　流动人口登记主要由警方负责。这些信息在进入警方治安防范数据库的同时，也进入了政府城市管理的数据库。在规划城市资源分配时，流动人口的分布与需求，都考虑在政府规划之中。每年的春节前夕，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还会提供一份特殊的路线图：哪里务工人员数量较多，需安排增加车次；地铁、公交、医院建设也都考虑了周边聚集流动人口的需求……

　　保障权益，从源头预防犯罪

　　“要减少流动人口对社会治安的负面影响，必须保障他们的权利，解决他们的困难。”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狄小华副教授说。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及其第二代犯罪，我市动用了众多部门的力量，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安心工作。

　　针对流动人口的实际困难，我市建立了就业培训中心、职业介绍中心等，解决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困难，引导他们通过合法途径安居创业。去年，我市为2万名外来民工追回拖欠工资8000万元；接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6．8万人，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8％。对一些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具备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给予可以享受户籍准入、医保社保、子女就学等市民待遇。

　　专家谈“平安创建”———

　　公众广泛参与平安才能长久

　　新一轮的平安创建已经启动，创平安不易，保平安更难。如何让“平安”这个易碎品成为南京的长期品牌？

　　江苏警官学院副院长宋践教授与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狄小华副教授有着同样的观点：由目前政府主导型的平安创建，过渡到公众积极参与的平安创建，将是一种可持续的平安。

　　狄小华参与过多项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他认为，维持一个社会的治安稳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防控制，一个是司法预防控制，一个是社会预防控制，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狄小华认为，目前的平安创建，更多的是一种司法预防控制，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部门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社会平安稳定。

　　“我们要创建的平安，不是一时的平安，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平安。从长远看，在政府主导的司法预防控制之外，还应促进社会预防控制体系的形成，培养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的自主性，真正让老百姓成为预防犯罪的主体。”

　　狄小华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一些新建小区，传统的邻里守望正在逐渐失去作用，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加大。“而公众凝聚力越高，防范犯罪的能力就越强。”狄小华认为，司法预防控制应与社会预防控制互相配合，共创平安。

　　宋践也表示，第一轮平安创建是政府主导型的，第二阶段，应该是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结合。

　　“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安全需求提升了，有意愿、也有实力进行安全投入。”宋践说，犯罪滋生的土壤仍然存在，传统型犯罪正在向现代型犯罪转变，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会加大，因此迫切需要更多更广泛地动员公众资源。

　　宋践说，目前在我市大量新建的小区里，业主积极成立业主委员会，主动介入社区治安防范，这是公众积极参与平安创建的好迹象。同时，我市还出现了商业性质的平安。在我市一些新建小区里，已出现了专业的报警公司，业主只需缴纳管理费用，家庭防盗报警完全由企业负责。在六合，还出现了保险公司介入农村群防群治，以保险保平安等平安创建商业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