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六一之死”拷问　城市电动车限速监管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生命竟显得如此脆弱。一个13岁的花季少年至死都不会想到，他那花季一般的年龄会随着一场由“电瓶车”引发的车祸，而永远在13岁定格。

　　6月1日早晨，盐城市磷肥厂东侧，一13岁男孩严承志在被妈妈送出家门口后不足2分钟，便被一辆疾驰而过的电动自行车撞倒，造成肝脏、脾破裂。

后经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力抢救，因伤势过重于6月2日死亡。父母在市区极力寻找目击证人，并在市区主要街头巷口张贴了1000余份寻找告示。然而，半个月过去了，目击证人始终未能站出来。面对丧子之痛、目击证人以及肇事者的道德缺位，目前小承志的母亲精神已经全面崩溃。在此次灾祸中，人们将争议的矛头再次指向“电瓶车”，并在“禁”与“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3岁花季男孩命殒儿童节

　　13岁男孩严承志走了，走在自己的节日里，走在自己的家门口。

　　6月13日，本报记者在盐城市盐青路磷肥厂东侧约200米处的一座民宅里见到了严承志的父亲——一位年仅39岁的汉子严国红。

　　此时，严家显得异常冷清，严国红正半倚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手里捧着装有儿子小时候照片的一本相册，发着呆。他脸色憔悴，发红的眼睛里面包含着泪水。见到有人造访，严国红连忙将脸转向一侧，用左手背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将那本相册紧紧地揣在胸口。

　　“6月1日，天下着小雨，早晨他吃过早饭后，妈妈便将他送出家门口，还一个劲地嘱咐他骑车时路上要小心。”父亲严国红告诉本报记者，在把小承志送出家门后，妈妈侯勤英便到厨房里刷牙。“大概不到两分钟，隔壁的邻居便喊了起来，‘侯勤英啊，你家儿子摔倒在马路上了……’”严国红用生硬的手势在空中比划着模拟当时的情景，声音一时哽咽。

　　听到邻居的叫声后，侯勤英急忙跑了出去。然而，眼前的情景让她呆住了。只见离家门口不足3米的对面马路的东侧，儿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她急忙跑到儿子跟前。此时，儿子已经用左手支着身体，用右手拨通了她的手机。

　　“我妻子连忙问（孩子）怎么了。”严国红说，此时的儿子脸色发白，口里面一个劲地喊“疼、疼、疼”，他妈妈问他怎么会摔倒时，儿子用尽力气说了3个字“电瓶车”后，就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一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

　　在听到儿子说出“电瓶车”后，侯勤英潜意识里向儿子摔倒的方向看了一下，并没发现有嫌疑的电瓶车。两分钟后，一辆路过此处的出租车司机见此情景急忙将母子二人送到了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路上，看着儿子痛苦的表情，侯勤英流下了眼泪，并问儿子要什么。“妈妈，我想喝水！”这是严承志和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便昏了过去。来到医院，出租车司机帮侯勤英将儿子抱到了二楼的抢救室后，没有向她索要车费便悄悄离开。

　　经过检查，严承志的肝脏和脾受到严重创伤，导致严重失血昏迷，需及时抢救。闻听消息后，68岁的爷爷、65岁的奶奶纷纷赶到医院，得知严承志正在抢救室内进行抢救，“虽然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但他们知道孙子伤得肯定很严重。”严国红说，两位老人乞求上苍能帮孙子平安渡过这次灾难，跪在医院里一个劲地磕头。“但孩子的伤势真的是太重了，6月1日下午3点多，医院放弃了。”6月2日，小承志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一个13岁的花季男孩就这样离开了他多彩的世界。

　　孩子走了，家庭接近崩溃

　　严承志走了，留给家人的是无限伤痛。经过此次变故，严国红家已失去了往日的笑声。

　　严承志生前就读于盐城市双语学校六年级（五）班，虽然今年才13岁，但1．63米的个头让人看起来像个“小大人”。“平时他非常乖，从来不瞎闹。”严国红说，由于好学，孩子在学校也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6月5日中午，严承志生前班级的20名同学自发组织到他家看望他的父母，并到他的坟头寄托哀思。据严承志生前的班主任顾老师介绍，严承志在学校的成绩很优秀，是一个被寄望考上重点中学的“好苗苗”。

　　“6月1号前晚11点多的时候，他还发了个消息给我。”严国红说，在短信中儿子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的乖巧。在严国红的手机上，儿子在5月31日晚发的两条短信，他将永远保存着。“他（在短信中）说：‘爸爸您在外辛苦了，休息了么？’”严国红说，当时他还怪儿子这么晚还不睡觉，便回了一个责备的短信让他早点休息，“收到信息后，他调皮地回了一个‘ＯＫ！！！’”严国红说，这是他和儿子最后的交流。当晚，严承志还给加夜班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问妈妈“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你送什么礼物给我？”

　　“因为第二天下雨，他妈妈就没去买礼物送他。孩子出事后，他妈妈一直很内疚。”严国红告诉本报记者，儿子出事后，侯勤英每当看到儿子在今年“母亲节”送的两支塑料红玫瑰时，便忍不住一个劲地哭，“她精神崩溃了，成天捧着孩子的照片哭个不停，人都哭傻了。”严国红说，为了防止出意外，在儿子走后的第三天，侯勤英便被娘家人接回家了。

　　今年68岁的爷爷在孙子走后，有一次在附近的菜市场内竟然放声大哭。而一手将严承志带大的奶奶，更是天天捧着孙子小时候的照片偷偷地哭。“要是可以，我宁可拿我的命换回我侄儿。”严承志的叔叔说，“一定要找出肇事者！哪怕我们把房子卖了，也要找到！”

　　寻找目击证人遭遇尴尬

　　为了找到肇事者，严国红印了1000余份“寻找目击证人”的告示，并张贴在盐城市区一些主要的街道巷口，希望以此方式找出肇事者。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他们期待的目击者一直未能出现。“告示张贴快半个月的时间了，可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站出来说句公正的话。”严国红向本报记者倒出寻找目击者以来的尴尬遭遇，“在没有目击证人出面的情况下，我又将告示改换成‘重金悬赏目击证人’。”

　　按照严国红的逻辑，儿子出事的马路，是一条人流量并不低的城市支干道，而且在这条路上还分布着一些大型企业，“孩子出事当天是周五，并非周末，加之当前正是夏日，人们起来的均很早，应该有人看到我小孩出事的全过程的。”严国红分析。

　　正如严国红所言，本报记者通过两天调查发现，在严承志出事的地点，平均一分钟通过此处的行人数在3人左右。

　　“现在人的自保意识比较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地一居民说，“多事等于给自己找麻烦！”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持有此观点的市民为数不少。而严国红的一些邻居在本报记者采访时，均显得异常谨慎，不是回避问题，就是表示“不知道”。

　　对于此次惨剧，盐城师范学院闻永江副教授认为，首先，肇事者缺少最起码的责任心和基本的道德。而孩子的家人随后打出“重金悬赏目击证人”的告示，也是对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这种麻木、正义感的丧失的一种讽刺，或者说，我国目前对证人的保护机制还不够健全，致使一些人不敢站出来，其实作为目击证人能及时站出来，不仅仅是给受害人施以援手，同时也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严国红告诉本报记者，他希望肇事者能站出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在经济上，我们可以放弃对方的赔偿责任，只要求对方能够站出来。”

　　6月6日，盐城市交巡警支队事故科已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事隔3日，负责此案的有关人员已将严承志出事时的自行车取走。目前，此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电动车事故攀升谁之过？

　　在此次灾祸中，人们将争议的矛头再次指向电动车的安全隐患上，并在“禁”与“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关人士指出，目前，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数量正逐年呈增长趋势，电动自行车的行车安全已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据了解，目前盐城市区有近30万辆左右的电动自行车，其中上牌车辆18万辆左右，尚存大量的无牌无证的电动自行车。“2006年，盐城市区因电动车而引发的受伤事故在100起左右，占去年整个事故近50％，直接造成死亡的有2起。”盐城交巡警支队一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每天大概在7－8起左右。

　　电动自行车为何事故频发？警方坦言：症结在于车速过快，90％以上的电瓶车事故都是由超速行驶造成的。

　　电瓶车生产过程中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即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这样何来车速过快？据盐城市交巡警支队王如俊警官介绍：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现在不少经销商在电瓶车出售时，往往都会拆除出厂时设置的限速片，以车速快吸引顾客。拆了限速片，一辆普通型电瓶车最高速度可从原每小时15公里提高到30公里，豪华型的则能达到或超过每小时40公里。而车子的刹车系统是根据出厂时的限速标准设计的，因此车祸自然难以遏制。

　　“拔掉限速片后，原有的刹车系统相应会受到影响，高速行驶中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安全刹车。”王警官说，但是，对于拔掉限速片经销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对口的监管部门，民警在具体执法中也很难查处。正是这些原因，导致电瓶车事故一路攀升。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最好是多部门能同抓共管，从‘源头’抓起。”王警官说，工商、安监等相关部门要让电动车生产企业控制好车辆限速和其他方面的技术指标，把好车辆质量关。此外，加大对电动车超标销售问题的管理，杜绝不合格电动自行车上路。

　　（应家长要求文中严承志为化名）

　　电动车禁与放之争

　　电动自行车是近几年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出行工具，早在几年前，广州市开始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而在上海、江苏，电动车是允许上路的。那么，电动车到底是该禁还是该放？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有关学者。

　　记者：城市的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现在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新生代”的电动车呢？

　　闻永江：电动车的出现改变了路权的分配格局。路权分配格局的改变使得现有的交通秩序会发生变化，管理者首先看到的是它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管理者第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要制止这种干扰路权分配既有秩序的一种行为，所以一般来讲，现有的管理者基本上都会赞成电动自行车出现真是害群之马，很糟糕的一个东西，应该禁止它。我们说对管理者讲，实际上是对它管理能力的一种考验，不是一个简单的禁止处罚的问题，而是一个各个方面的管理问题。

　　记者：电动车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各方所依据的仍然是1999年出台的规定。而交管部门拿不出相应的法规进行有效管理，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已经变成标准之争了。

　　闻永江：电动车标准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共政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大家很难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同时在利益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很难在公共利益里面，让所有的利益都能充分地体现这么一个政策。如果简单地按过去的政府官员单方面说了算，肯定会让政府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

　　记者：关于电动自行车能不能上路，各方的争执可以说各执一词，要把他们的利益都兼顾，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牺牲谁的利益，保住谁的利益？

　　闻永江：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也要保护，但另外一个方面，任何自由，任何利益的保障都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你这种需求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

　　对于电动车这个问题，到底是禁还是放，对城市管理者来说，怎样在政府决策中，用程序来保障民意的传递和兼顾各方的利益和权利，已成为检验执政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公民来说，当然你要保证自己权利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你是否也要尊重以及保障其他人的权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