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杨勤 摄
回港休假的金庸在办公室里接受本报特派香港记者专访。杨勤 摄
金庸，人们熟知他那既能描侠客肝胆又能绘女儿柔情的江湖笔，却鲜识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
为了香港回归，金庸热情洋溢地投入奔走过——他参与过基本法的起草，也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回归10年，下决心“淡出江湖”的他，其实并没有停止对香港命运的观察和思考。让他评价“一国两制”的实践成果时，他眯眼一笑：“回归后我们还是怕老婆不怕政府！”
从香港走出的武侠泰斗造就了无数人的江湖梦，如今他却背起书包到英国上学堂。
近日，这位80岁的“老学生”完成硕士学业回港休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参与立法
“当初让我们去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说到立法的原则，我们都说，让香港人‘宁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为在法治社会里，老婆不讲法，政府是讲法的。”
初见小平
“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
几页，不敢多看。”
个人简历
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1924年。香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1959年创办了香港《明报》、《明报月刊》等，1985年起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迄今为止写下14部长篇武侠小说，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香港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金庸心中有数。他一边积极筹备音乐剧庆贺，一边兴致勃勃地为内地送给香港的大熊猫命名。
关于回归：邓小平创举大胆又精彩
记者：香港正在举办一系列庆祝回归10周年的活动，你有参与吗？
金庸：《笑傲江湖》排成了音乐剧，打算在上海演出。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排的，我同意北京舞蹈团将这个作品排成歌舞剧。另一部《天龙八部》也打算排，是为了迎接奥运，明年将在开幕式上演出。
香港回归的活动，我有参与为大熊猫命名。这对熊猫是中央送给香港为了迎接回归10周年的，起名“乐乐”和“盈盈”，是我取的。“盈盈”有丰盈、经济发展的意味。
记者：其实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参与回归工作了。您那时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
金庸：是的，我当时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次开会时我就发言《论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那时邓小平先生刚提出“一国两制”，很多人都认为“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之前也没有过，这是一个创举。连香港的公务员都是从本地居民中选举出来，这跟上海、北京、广州都不同。我当时就觉得，邓先生这个意见很大胆也很精彩。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什么都不变。这个意见很有意义。现在看来，一国两制是做到了的。
关于香港：有“不变”也有“渐变”
从1993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后，金庸就逐渐淡出“江湖”。可是“回归”却是他的闲适生活中难以回避的一个名词，写了几十年政治评论的他，依然在用自己敏锐的观察目光注视着周遭的一切变化。
记者：那您觉得回归以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正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回归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1997年6月30日我睡好觉，7月1日起床，发现香港什么都没有变化，当时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
到现在为止，香港继续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陆法系”的《基本法》并行，这样使香港的社会环境和英国、美国都比较接近。当初让我们去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说到立法的原则，我们都说，让香港人“宁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为在法治社会里，老婆不讲法，政府是讲法的。（笑）
记者：那回归以后，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继续“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还是啊，政府如果侵犯人民权益，人民可以和政府打官司，政府会输掉，要赔钱。
记者：之前我们也听说，回归以后，香港市民的参政意识更高了。
金庸：英国统治的时候完全没有民主，市民想参政都不行。立法局议员都是港督任命的，谈不上参政的问题。回归之后，立法局由民选，有些人有兴趣就去参选，参政的兴趣比以前要多一些。
记者：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可程度有没有在增加？
金庸：在内心深处，香港人对一些事件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国家的认可程度确实在增加，尤其是我们的爱国心，应该是一直没变的。
关于基本法：提普选要循序渐进
金庸曾说过，亲眼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望。1981年7月18日，他受邓小平接见并访问内地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1984年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他迈开了积极投入这段历史的脚步。
记者：据说您是香港新闻界第一个受到邓小平接见的。
金庸：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香港回归的问题。特别敬佩邓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几页，不敢多看。（笑）
记者：您当初为何会接受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学法律的，从1985年接受委任参与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时间。我是香港小组的组长，内地的组长是肖蔚云。
记者：从回归以后的实践看，当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们自己认为，《基本法》起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在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的一些条款有争议。
比如政治体制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选，我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循序渐进。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不能马上搞普选。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才会理性化投票。对政治体制近几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我们保守，还有人提出2007年应该马上进行普选，修改《基本法》。
但我们应该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制定下来，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如果我们香港《基本法》马上就修改，那么可能会动摇和平统一台湾的信心。
记者：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特区政府曾经两次要求全国人大进行释法。
金庸：人大有规定，如果意见不同的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决定机关。比如1999年的“居港权”事件，香港人和内地人在内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为香港居民？《基本法》没有讲清楚，需要全国人大释法，这就需要两边机关的协调。
记者：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没有预设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金庸：我们设计，立法会的法案出来之后需要行政长官通过，如果两次没有通过，就需要选举新的立法会，但如果新的立法会提出的法案还是没有通过，市民就会对行政长官提出异议，这时候就需要选举新的行政长官。不过，回归以来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笑）（第1页，共2页）页码： 1 2
关于晚年：10月份继续攻读博士
记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为他刚刚完成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业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说过，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肩上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而免试让他入学的女校长理查德则说：“有句话不怕被他知道，我认为他真的很老！”
记者：您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么？
金庸：我读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今年10月份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读两年。
记者：您的校园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学校的，全封闭学习，不能请假离开的。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导师，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如果平时出行，要跟生活导师请假。我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十八九岁的。我特别喜欢校园的感觉。
记者：博士准备攻读什么方向？
金庸：还是读唐史，具体方向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本来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匈牙利国是匈奴人建的，结果被教授否决了。后来我又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老师却说已经有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决了。要找一个课题真的很难，我最后找到唐朝的一段历史，打算对“玄武门之变”进行新研究，因为我提出其实李世民的兵力不强，不可能发动兵变杀死兄弟和姑姑，老师说你这个有新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严格吧？
金庸：要找一个好老师很难的，老师学问很好，这样我才能真正学到学问啊。
记者：您能适应这种学习吗？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国的唐诗，《资治通鉴》，都要好好看。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论文，因为论文要用英文写。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较辛苦。英语的口试难度比较大，但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就格外开恩，给了一个65分的及格分，这样我才能继续念博士。（笑）
记者：您的“金迷”们一定不明白，您这么大年纪这么高成就还要再去辛苦念书？
金庸：（笑）其实已经有高校给过我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我喜欢校园生活啊。来到学校里，才发现自己很多书都没有看过，所以觉得跟他们学习，收获很大。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能跟我们说说现在英国主流社会对香港回归的看法吗？
金庸：对于香港的回归问题，英国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坚持时间到了，就应该归还；但另一派认为不应归还。过去他们总说中国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国现在已经看到变化了，也就不再讲了。英国人承认一点——中国的“一国两制”，他们是无话可说的。
关于武侠：现在我写不下去了
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写完人生中的14部武侠小说，戛然而止。然而他绘出的那一个个侠客梦，却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发芽，绵绵不绝。
记者：您承认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吗？
金庸：从我的作品里面确实体现了这种思想，不赞成对中国的侵略。
记者：您作品中的主角总是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是不是一种隐喻？
金庸：（笑）我自己没觉得。
记者：武侠小说的写作现在是不是不景气了？对将来发展形势有什么展望？
金庸：现在我自己是写不下去了，因为觉得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
记者：还有，最近百家讲坛有专家在讲您的作品，还在讨论《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您这次的修改中有没有写？
金庸：（笑）我自己还是不知道。
记者：有人说，您说您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主角是令狐冲，但是真实性格却更像郭靖。
金庸：（笑）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我笔下的每一个主角，包括韦小宝。
金大侠印象
在得知我约访到金庸谈回归后，好几位自称“骨灰级”“金迷”的朋友都跟我说：拜托了，给金庸写一个大点的版面。曾有人说，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感受尤深。
所以去见金大侠，内心里难免都怀着一种隐隐的向往。金庸在香港的办公室，占据北角一座高级写字楼。落地玻璃窗环及三面，似乎凌空架在蔚蓝色海面之上；靠门的一面墙是一个超大书柜，曾经陪伴我们枕边慰藉多少难眠之夜的一个个侠客梦，静静地排列着。
去见他的那个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阳光，可是比不上老人叙说英国校园生活时笑容的灿烂。这是他最喜欢谈的话题，轻松兴奋得像个孩子，两眼眯成一条细线。看着这一身越老越天真的力气，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妒忌，也完全理解了这名83岁的老头为何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堂。
他刚刚结束对自己作品的一轮大修改。采访结束时他端详着那个大书柜，眯着眼睛，让我们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见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后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页上分别写下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们在一代代的侠客梦中逐渐变得成熟，金大侠却在幸福地变老；他早就不再写了，这几年来屡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却越发地俗不可耐。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些源于字里行间的梦与感动，是永远都不会被忘怀的。
记者手记：人物传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怀
要写金庸的传奇，总有一种毋庸赘言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书写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事实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财富——一为武侠，一为报纸，俱是他抒发政治情怀的阵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下午写小说 晚上写社评
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17岁时，年轻的查良镛就开始初现他的“政治”才能——他写了一篇题为《爱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当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却因为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装腔作势，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情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毅然抛妻离职北上外交部求职，但因为出身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
重回《大公报》后，他不久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其时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名好友相约在报纸上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金庸初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与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从此，他的武侠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1972年。
随后金庸拿着8万元港币创立《明报》。这份报纸的机遇是1962年5月，10万内地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详尽评论“逃亡潮”，结果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通常是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实际上，小说中的武侠江湖是其政治情怀的寄寓，而社评则是政治情怀的理性阐发阵地。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有人扬言要火烧《明报》，金庸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
起草《基本法》问心无愧
1981年，他作为香港新闻界的第一人受了邓小平的接见，这次对内地的访问让他感触良多。1985年，金庸成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过，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1991年，金庸宣布从明报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却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只因为该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渐退隐，却积极访问台湾和内地，那双充满政治情怀的眼睛，始终闪亮。有人说，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线。（窦丰昌 邱瑞贤 杜安娜）
来源：广州日报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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