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都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虐待的
来自外地的记者在对空荡荡的兵兵黑砖窑厂拍摄
这位村民平常不敢走这条路，因为拴着兵兵黑砖窑厂的大狼狗
两个电话证明孩子在黑砖窑
本报昨天又接到52名读者的电话，提供其亲人、朋友失踪的线索
“我儿子肯定在黑砖窑里！”常宁水泥厂的肖美容说，“我们前后接到两个电话都说他在河南被看管着。这之后就没有了音信，我的孩子是不是跟其他童工一样，也被人从郑州拐卖到了山西啊？”哭肿了眼睛的肖美容，昨日来到本报请求帮助。
两个电话告知谢玉华下落
2004年10月，肖美容远在广州打工。
有一次，她打电话回家听婆婆说17岁的儿子谢玉华外出打工去了。
肖美容感觉不妙，从此踏上了漫无目标的寻子之路。
今年1月17日，河南郑州一名常到砖厂拖砖的货车司机刘先生打电话给谢玉华的姨夫，说谢玉华在河南郑州中牟县一个黑砖厂内打工，处境非常危险。刘先生描述说谢玉华在黑砖厂每天在窑里工作10多个小时，吃不饱饭，老板不但不给工钱，还时常被毒打，看到他时，已经不成人样了。
正在肖美容将信将疑的时候，4月20日，她接到另一个电话，一个自称从黑砖厂逃出来的孩子打电话告诉她，谢玉华在河南驻马店虎庙乡（音）一黑砖厂内做工。那孩子最后还补充说：“你们赶快去救他吧，不然就见不到他了。”
去河南寻找儿子未果
今年5月初，肖美容踏上北上的火车，去河南寻找儿子。到达郑州中牟县后，在那位刘司机的指引下，她找到了那家谢玉华工作过的砖厂，寻人遭到了拒绝。后来她请求当地狼城岗派出所帮助，在两位民警的陪同下，终于进到了厂区，但被告知，厂里没有湖南人。肖美容想到当地乡镇企业办去查企业员工花名册，也遭到拒绝。
她又来到驻马店寻找，遗憾的是没有听清楚那名打电话孩子说的地址，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在驻马店毫无目标地寻找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离开了河南。
失踪人员名单不断增加
截至昨天下午6点，本报又接到52位读者打来电话，述说其亲人、朋友失踪的线索，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尽快找到失踪的亲人。本报将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失踪人员名单转交寻子联盟，我们会一起努力。
寻亲家长四问黑窑事件：
我们的孩子哪去了？
本报特派记者周喜丰 山西报道
据山西省公安厅16日通报，截至16日下午4时，山西各地专项行动已解救农民工351人，其中14岁以下童工16人，14至18岁以下未成年人6人。但部分寻亲家长的疑问是：被黑砖窑控制的窑工中，未成年人足有上千名，但在近期的解救行动中，绝大部分未成年孩子好像消失了一样，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同时认为，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有水份”。
一问：童工是否都能解救出来？
家长袁成、柴伟，自5月份以来，一直在山西南部寻找自己被丢失的儿子。他们拿着儿子的照片，找遍了山西南部上千家砖窑场，所见触目惊心。
“我们去找了四五次，到处都可以见到童工。”据部分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被控制在黑砖窑场里干活的孩子起码有上千名。
但蹊跷的是，在大规模的媒体报道之后，这些孩子好像消失了，“头两次我们共解救了100多名童工，但后来在黑砖窑里看到的童工也越来越少，显然，这些砖窑场之间也在通风报信。”
一位家长表示，相关方面应该公布相关解救名单，以便家长寻找。
二问：残障人士如何安置？
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黑砖窑控制的“奴工”有相当一部分是残障人士。他们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都无法说清。令这些家长担心的是，被解救的这些残障人士是否都已妥善安置，又该如何安置？
三问：是否有官商勾结？
据寻亲家长介绍，他们在寻亲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黑砖窑场的嚣张令寻亲家长气愤不已：“每个窑场都有大狼狗。有一次，6个家长去一个窑场，在树林里看到20来个孩子站在那里。他们就跑过去，结果10多个打手围上来揍这些家长，跑得慢的被打得鼻青脸肿。”
而更令人寒心的是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不配合。“当地派出所很少管我们，他们很多人都和窑场主有联系。”一名家长对记者说。
四问：被伤害的工人谁来支付医疗费？
在寻亲家长和暗访记者所拍下的资料中，大部分受害者受到惨无人道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有的受害者全身是伤，至今未愈。
“这些被伤害的农民工和孩子，他们的医疗费用谁来负责？他们被伤害的心灵拿什么来慰藉？”一位寻亲家长表示疑问。
（记者观察）
农民工和其权益保护体系的双重脆弱
山西黑砖窑事件，凸显的是农民工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体系的双重脆弱。
农民工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窑主、工头面前是脆弱的。苦力们清晨5点起床，一天被逼干活到深夜。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他们3个月吃不到肉，只能眼看监工们享受狗肉和啤酒。由于缺水，黑工们都是三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他们睡在工棚里，床就是铺在地上的棉絮。为了防止工人在黑夜逃跑，监工会在夜间锁住工棚大门。整整一夜，吃喝拉撒全在这黑洞洞的工棚里完成，腥臊味曾令许多寻访到此的家长闻之即吐。所有的一切，足见资本的血腥嚣张和窑主扭曲的人性，让人不得不想起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农民工自身的“免疫能力”和保护能力先天是脆弱的。他们普遍都是背井离乡，失去了传统家族力量和乡土社会力量支撑，由此从原有的人际网络中脱离出来，变得孤立起来。他们所受教育知识相当有限，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所以普遍找不到正规工作而游离在现代化的边缘，所以轻信人贩子而不懂如何识破骗局，并且有效维权。
农民工权益保护体系也是脆弱的。我们有关于禁止强迫劳动、禁止非法拘禁、禁止故意伤害、禁止非法经营的各种规定，但核心一点，就是执法要到位。但我们在黑窑事件中看到的一条食物链：在暴利面前，幕后的组织者提供成本几乎为零的劳动力资源；窑主吃包工头、包工头和人贩子吃农民工。
在此之外，工商、税务、劳动监察，他们在干什么？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让人寒心。农民工朱广辉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本报记者 周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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