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虎城镇原党委书记邓平寿:农民问题在地里

　　51岁的邓平寿“回家”了。他老家的门前，有一座小山坡。小山坡上，添了一座矮矮的坟冢，邓平寿长眠在这里。

　　新坟外，邓平寿撇下的，除了年近九十的老母亲，还有他的农民妻子、两个女儿和智障哥哥。

　　山坡下，放眼望去是成片的桑葚和葱郁的虎蜜柚。

五角村那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绕过一方清澈的水塘，从长势正旺的秧田间穿过，连向虎城镇，连向梁平县城，也把山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连向山外。

　　——“虎城的事一天没做好，我就一天不离开虎城！”邓平寿曾对乡亲们立下过誓言。

　　守望在这里，被当地百姓称为“草鞋书记”、“田坎书记”的邓平寿，终于可以看着虎城镇40万父老乡亲“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他没把自己当成好大的官”

　　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镇干部廖铭清楚地记得，邓平寿是今年1月14日傍晚时分，在几个镇干部和医生的强劝下，被抬上车离开虎城的。

　　当天，邓平寿带着镇干部廖铭等一行4人到千丘村检查桑树苗移栽情况。下午3时，突然发病。

　　“他是被我们架到医院去的。”廖铭说，“由于病情紧急，邓平寿被连夜送往重庆市区的大医院治疗。他被诊断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等邓平寿再次回到他付出了一生心血的虎城镇时，他已化作了一捧骨灰。迎接他的，从虎城镇场口到邓家老院子，足足7里，全是戴着白花的乡亲们。

　　——他们的好书记，还差3天才满51岁。

　　碑垭村二组的养蚕大户罗立德也在人流中。他一直想寻找那个熟悉的中年汉子的身影。

　　“没有，还是没有！”，罗立德惦起脚跟，叹了口气。直到看到邓平寿的女儿邓巧娟捧着骨灰盒出现时，他恍惚间才明白：“这一次，邓书记是真的走了”。泪水夹着雨水在他的脸上流啊，流啊……

　　在罗立德的眼里，邓书记不像书记，更像他的邻家大哥。他会经常在路上遇见邓书记：一身灰衣，一双胶鞋，一个黄色帆布包，包里装着桑剪、嫁接刀、蚕药和农技书。

　　“你挑一挑担，他会接过去替你一程；你给果树剪枝，他就摸出剪刀帮你一阵。”罗立德用粗糙的大手比划着。

　　有一次，罗立德家养的3张蚕突然不吃桑叶，这让他急得团团转。下村的邓平寿正好经过罗立德家，他便蹲在蚕棚里观察，最后诊断为轻微农药中毒，忙拿出包里蚕药救治。不到半天工夫，蚕铺上就响起了“沙沙”的蚕儿吃食声。这3张蚕后来卖了近1000元。

　　从那以后，罗立德只要一见到邓书记，老远一双泥巴手就伸过去：“老邓，要不是你，我那3张蚕早就完了啥！”

　　但罗立德没有想到的是，邓书记为了学习蚕桑技术，曾专门拜镇里的蚕桑技术员钟德荣为师，学习良桑嫁接和养蚕技术。“邓书记是一名农民干部，他没认为自己是好大的官。”认识邓平寿已有28年的钟德荣说。

　　如今，虎城镇桑树种植已达4051亩、350万株，年养蚕1万余张，占全县养蚕量的三分之一。农民每家每户都能养两三张纸，仅养蚕一项，给村民们每年带来收入少则几百元，多则两三千元。

　　除了养蚕，在邓平寿的带动下，虎城镇农民还种植5000亩25万株，年产柚子400万个。蚕桑和柚子，每年为虎城农民人均创收500元。

　　为了农民的事情在县长面前流泪

　　梁平县委书记张道华说：“为了修路，平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让我最受感动的，是在我当县长时的2003年，他来到我办公室汇报修路的情况。由于一条路面的资金不到位，这个近50岁的人找到我，哭了，很伤心。一个镇党委书记，为了农民的事情，在县长面前流泪，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

　　几年前，虎城镇只有一条10多公里长的水泥路连着县城。镇内机耕道坑坑洼洼，车辆难以通行。农民运送农副产品和生产、生活物资主要靠肩挑背扛。

　　邓平寿急在心里，他组织镇干部认真研究，作出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硬化村组公路（建水泥路）的决定，并一起广泛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多方筹资，做到专款专用，由县交通局统一发包工程项目，由群众推选党员和本镇的县、镇人大代表进行质量监督。

　　工程完工后，邓平寿邀请县纪检部门、审计局核查账目，向群众公开。2002年，在上丰村二组，虎城第一条村级水泥路修成了。

　　随后，全镇迅速掀起硬化村组级公路的热潮。在千丘村公路硬化现场，邓平寿和大家一起搬石头、抬水泥，由于过度疲劳，晕倒在工地上。经抢救苏醒后，他不顾家人的劝阻，说了句“我没事”，便拖着病体离开医院赶回了工地。

　　邓平寿对公路质量十分较真儿。他说：“老百姓筹两个钱不容易，我们要对得起他们。”通过公开投标取得虎峨公路B段承包权的刘某，在施工过程中心里打起了小九九，和邓平寿拉兄弟关系。

　　邓平寿批评他：“如果你真要成为我的兄弟，那就不要搞这些小名堂，老老实实地把路修好。质量上你还应该比别人高，才说得过去。”为此，刘某没少挨过骂，大荣村一段近30米长的水泥路还被邓平寿要求强行返工。

　　乡村修路，邓平寿和镇干部们克服了筹钱难、给乡亲们做工作难等诸多困难。历经6年的努力，现在的虎城镇已基本实现县道连村道，村道连组道的水泥路交通网，共硬化村组级公路48条，108公里，达到100％的村、85％的组通水泥路，直接受益群众近4万人，多数群众过上了“走路不湿鞋”的生活。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轿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轿车里，农民是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的。”邓平寿经常对身边的镇干部这样说。为了能经常解决类似村民罗立德遇到的问题，并深入了解群众，他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地地头之间的那道坎。他坚持长年下村。下村时，身上总有三样“宝贝”：洗得发白了的黄布挎包、解放鞋和笔记本。

　　在镇长赵洪越看来，邓平寿下村全走路，常常一天走几十里。镇里的年轻干部每每走得脚酸腿软。赵洪越是2005年12月31日到虎城镇任镇长的。他没想到，一年多的时间，一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他——这个人正是“班长”邓平寿。

　　当组织上把赵洪越从平津镇副书记提拔到虎城镇当镇长时，他思想上有疙瘩。“邓平寿的工作方法与我差别太大，我难以接受！”赵洪越向组织说实话。

　　邓平寿1998年开始担任虎城镇党委书记。这个梁平县西部最偏远的镇，交通、蚕桑等多项工作长年保持全县第一。但邓平寿的工作作风，却让赵洪越很不理解：“除了开会，邓平寿长期泡在村里。不坐车，每天走十几里路。”

　　据说，虎城7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棵桑树树干没刷白，哪条路的路段垮了块石头，邓平寿都晓得。

　　刚到虎城镇工作的第一个月，赵洪越最不能接受的是邓平寿在办公室接待百姓。只要邓平寿办公室的门开着，赶集的百姓——挑担的，背筐的，脚上沾着泥巴的，叼着烟杆的，有的简直穿得就是邋里邋遢，都可以往他的办公室钻。邓平寿的办公室不时传来一阵阵欢语欢声。

　　“他们来了以后，甚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邓平寿办公室那套足以挤下10来个人的棕色人造革沙发，坐垫早已发白了。赵洪越有次开玩笑地说：“这都是村民的屁股磨的。”

　　但玩笑之后，赵洪越开始反思：“按照镇干部分工，很多事情应该找我的。为什么村民们都争着往邓书记的办公室里挤，而自己办公室的沙发却无人来坐？”

　　很快，赵洪越找到了答案：在每次的干部会上，邓平寿把百姓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都讲得非常具体，甚至哪家哪户的蚕今年卖了好价钱，他都知道。

　　邓平寿下村，走好路，也走僻路，但从不带伞，也不戴草帽。初来时，邓平寿带赵洪越下村，到的第一个村便是最远的八林村，来去走了5个小时。一路上，近九成的百姓都认识他。第二天，赵洪越累得腰酸背痛起不了床，邓平寿却又下村去了。

　　邓平寿白天下村，把了解到的群众困难记在本子上；晚上回到办公室，看见报刊杂志上与农村相关的文章，又记在笔记本上。这样的笔记本，邓平寿有40多本。

　　2006年夏天，重庆大旱。水口村的养鸡大户伍能军的5000余只鸡因缺水而奄奄一息。从陈家村徒步到水口村察看旱情的邓平寿知道后，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下：“8月16日，水口村六组伍能军5000只大鸡缺水，急需解决。”第二天，由镇里出资雇请的三轮车往返五六趟，为养鸡场送水，5000只大鸡、4000多只小鸡无一死亡。

　　日子久了，赵洪越开始打心眼里敬重邓平寿了：邓书记的路没有白跑。百姓给他端杯水，他给百姓递支烟。他也不得不承认：“邓书记的工作方式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这是一种体察民情的工作方式。这种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

　　横亘在镇长赵洪越和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之间的那道心理上的坎儿，消失了。赵洪越开始改变工作方式，习惯往乡下跑，他指挥修建的全镇最偏远的一段村级公路，也顺利开工，圆满结束。（记者何春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