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足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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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足球历史 https://www.enorth.com.cn2007-06-18 14:00

　　中国首先发明了足球，创造了足球文化，其作用和影响不亚于中国的“四大发明”。

18世纪初，英国得到了中国的“蹴鞠图“，如获至宝，到1948年时还悬挂在英国的博物馆中，经英国一在的研究和改进，才形成了现在的足球。1863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足球协会，使足球运动进入了标准化，逐渐风行于世界各国。

　　天津足球的发展，是海河儿女一百多年的奋斗史诗，这其中有充满血泪的昔日悲壮序曲；有奋进感人的今朝新生篇章；有10年浩劫的灾难性历史空白；有重新振兴热潮的再次掀起；有改革开放的分离攀登；有另人向往的光辉灿烂的未来。津沽历来是海防要塞，华北重镇，又是首都门户。欧风东渐，列强争辟租界，华洋杂居，素有“小上海”之称，尤其是津门的足球运动，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与港、粤、沪列为四强。清末年间，朝政腐败，于1860年根据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同年，英法军在8月1日从北塘偷袭登陆，8月25日法军舰队驶到东浮桥，宣布占领天津。八国联军(英、法、德、意、日、美、俄、)驻于津门。这些人侵军队里的体育活动，以足球为主，论技术以英兵为佳，法军次之，他们修球场，搞比赛，引起国人兴趣，时有效法练习者，当时天津教会学校中的学生成了开路先锋。逊清同治年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津创办了养正学堂，已初见足球活动，后迁至北京。

　　l864年后，基督教伦敦会又在养正学堂的旧址上重新建起了新学书院，该校初为大学学制，教学及教材皆为西式，教师多由英籍人担任。虽然没正式设体育课，但课外体育活动以足球为最盛，教师中的足球好手亲自传授，并经常临时凑队与英兵营球队交手。时尚蓄发，故有“辫子足球队”之称。这是现代足球光临津门的萌芽。现代足球在津门兴起，不仅见证于新学书院，而清室八旗子弟也聚众习之。同时，在《清续文献通考》中叙述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时讲到，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中就没有足球一项；而在1886年时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把足球列为体育课的内容。这就说明，足球不单是学生的业余体育活动，早已纳入正规教学，作为正式课程来传授了。此后，北洋大学、南开学校、各官立中学，相继开展了足球活动。

　　1900年以后，足球冲破了教会学校垄断的局面，有了校际间的友谊赛和全市性的学校足球大赛。1907年，新学书院改为新学中学，新学的“辫子足球队”从1905年至191O年，连续五年蝉联全市学校足球赛冠军，黎宗尧就是其中的一名好手。后来，新学中学又陆续培养出全市和全国闻名的射手袁庆祥，号称“袁三响”，优秀守门员丁煦春，号称“铁门丁”，以及后起的能攻善守、身怀绝技的孙思敬，号称“镇三山”和锋线快马赵洪林等。袁庆祥踢右后卫，脚头特别硬，人们都叫他“袁三响”。他用脚的外侧运球能顺着边线一直踢到前边的右翼，既不出界也不会被人抢走。他踢凌空球一般不超过10米，很少踢高球，有力和准确是他最大的特点。丁煦春是守门员，因为他把大门把得牢固，人们送他个外号叫“铁门丁”。他的基本动作全面娴熟，扑、跌、滚、抢、抱，无所不能。这些人都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比赛。袁庆祥还连续保持两届远东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丁煦春得过远东运动会撑杆跳高第一名。当时学校并不提倡足球运动，只有少数足球爱好者组织起来的球队，利用课余时间、假日勤学苦练，当年这些优秀运动员的锻炼也是非常辛苦的。据那个时代踢过球的黎宗尧大夫介绍，那时不用说在社会上，就是学校里也不提倡足球运动。运动员喜好这项体育运动，就全靠自己琢磨着练习。袁庆祥在学校的时候，买不起足球鞋就穿着布鞋踢，有时把脚踢破了还坚持着练。新学书院有些运动员放假也不回家，凑在一起踢球。虽然当时有的运动员踢得很好，有的比赛踢起来也讲究配合，但是整体而言，那时讲究个人技术，而不重视集体配合，一个人单枪匹马带球从这头带到那头去射门，在比赛中是常见的。

　　南开学校自1906年创建以来，由于张伯苓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读学驾驶期间，就对足球甚感兴趣，自身就是一名好中锋，对足球的认识也有独到见解。所以，不管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极力倡导和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亲自与学生一起踢球，言传身教，把开展足球运动提到强种强国，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来抓。特别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南开足球日盛，学校足球的优势便较移到南开，在全市学校足球赛中取代了新学书院的地位，并多次多次获得全市足球公开赛的冠军，培养出大批足球人材。闻名的足球高手傅信秋，金阿督，刘世潘等，都出自南开，多次代表天津，河北，华北参加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此间，足球运动已突破校园扩大到社会其他阶层，在工人群众中日渐活跃，自发的工人业余足球组织和球队开始涌现。到1920年以后，天津市的足球运动中心逐渐学校转移到工矿企事业，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并日趋代之。由于河东有开展足球运动的得天独厚之条件，工人开始足登上绿茵赛场，成了与洋人较量的主力军，河东也逐渐演变成“足球之乡”。这一时期，工人业余球队如雨后春笋，期间足球的热心者纷纷成立业余足球组织，几乎各区都有。最有影响的是河东赵壁臣，他联合同仁出资在大王庄，大直沽一带修建了两个球场，并成立“振津足球会”。中纺一厂厂长葛涤尘和福利股长彭肇恢足见了有名的中纺一厂足球队，修建球场，推动工人足球发展。最有名和贡献最大的要算北宁铁路局的马一民，他热心提倡，东奔西走，任劳任怨，难能可贵。在1928年建队的北宁对的基础上，他广揽足球人材，又于1931年重整北宁队。于是，北宁对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津门足坛上的霸主，为天津足球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十年代的天津足球活跃空前，大小竞赛多种多样，名目繁多。最能反映当时足球水平的是“万国杯”足球赛，“爱罗鼎杯”足球赛和埠际足球赛。这些比赛是由洋人操实权的“天津足球协会”举办的，协会五名委员中只有南开大学的候洛荀一名。华人成立“天津足球协会”后，候洛荀任足协主任操办华人的足球赛，与洋人抗衡。

　　1935年，以北宁队为主的中华队一举夺得第六届“爱罗鼎杯”赛冠军；1937年，中华队再展雄风，誓雪国耻，以不败的战绩横扫“碧眼儿”，从洋人手中夺得华人从为染指的“万国杯”桂冠，大长了国人志气，灭了样人威风。就是因为在东局子法国兵营球场胜了法兵球队，中华队的门将陈德尔被法兵抓去蹲“班房”。法兵还拉出大炮对准中华队员换衣服的地方，想以炮轰，制造惨案。幸亏队长孙思敬发现的早，队员们换了半截衣服，急忙乘车而走。当时踢球不易，赢球就更难，胜了洋人还有生命危险。1937年4月，北宁队跨海东征，以四战皆胜的战绩又横扫日本，消息传来，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谁知此举激怒了日本军主义者，竟以“鸿门宴”的形式将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骗到北京铁路局，负责北京铁路局的日本人奉命在宴请陈觉生的酒中下了毒药，在一片“为北宁队访日祝捷”的喧叫声中，无辜的陈觉生酒下身亡。但是，中华男儿并没有被吓倒。1938年，中华队全体将士斗志更加旺盛，为国争光的士气锐不可挡，憋足了劲，在从洋人手中夺得第九届“爱罗鼎杯”国际足球赛锦标。同时，天津埠际队集中了津门足坛中外精英，参加港，沪，津之埠际赛。天津从1928年参赛，7次参战，6届获冠军，一届亚军，实为津门之光荣。天津足球健儿有的不仅入选埠际队，而且还有的加盟中国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和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在这期间，还有许多另人难忘的事。1935年，中华队首次夺得“爱罗鼎杯”足球赛冠军的次日晚，南大校长张伯苓亲自宴请中华队队员，席间，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对足球做了精辟的论述。宴后还到鼎章照相馆同队员合影留念。另一次，是北宁队征沪，以2比1战胜了由亚洲“球王”李惠堂组队的“东华”队，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张伯苓闻讯后甚为激动，当晚，就赶赴队员驻地前去看望，高兴的说：“过去说中国足球北不如南，你们胜了上海盟主东华队，可以改说，北也胜南了。但是，南北要一致对外，为中华民族争光！”

　　上述种种，是津门足球健儿的光荣，曾一时传为佳话，球员们被视为绿荫场上的民族英雄。可以说，天津的足球已进入黄金期。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国土沦陷，战火纷起，铁蹄践踏津门，民不聊生，足坛将星分散，有志男儿奔赴抗日疆场，血气汉子将靴挂起，不愿在踢亡国球，津门足球运动倍受摧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虽想恢复旧貌，但因时局不稳，物价飞涨，一日多变，球员心理惶惶不安，无心踢球，就是举办一些比赛，也不过是粉饰太平而已。在1948年上海举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时，天津竟派不出一支象样的球队参加足球比赛。东三省的“东北风”足球队访津时，竟被“东北风”席卷津城，天津足球每况愈下。欲恢复当年津门足坛盛誉，决非易事。当时球场风气日坏，打风盛行。观众与观众，观众与队员，观众与裁判，队员与裁判，队员与队员之间，互相殴打。在1948年举行的全市足球比赛中，因打风不止，只好草草收兵，开谨市未有之举，实为球场一大憾事。天津足球自然的跌入衰退期。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天津足球运动也开了新生面。起初，“老友”，“旧友”，“小友”等球队开始活跃，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曾为抗美援朝募捐举行过义赛。1953年，天津派出天津队和青年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足球锦标赛，青年选手张俊秀，孙宝荣，王金丰被选入国家足球队，这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最早的三位国脚。1956年，天津成立了全国第一所青少年业余体校(试点)，该校设有足球班，在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上领先了一步，张业福等著名国脚就从这里起步。同年，天津体训班足球队应运而生，杂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中荣获亚军。

　　1957年4月，以当时全国足球青年精英组成的国家白队，由于天津市体委主任李耕涛的积极争取，在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的关怀和支持下，来到天津安家落户/在领队王驳青，教练邵先凯的率领下，队员曾雪鳞，任文根，严德俊，邓雪昌，崔泰焕，苏永舜，李元魁，王金丰，刘荫培，陈山虎，金昌吉，张永浩，孙元云，袁道伦等14人活跃在足坛上，后又选入李恒益，陈少铭，李学浚，胡凤山入队，天津从此有了自己的甲级队，在同年的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在天津人民夺得亚军。这一年，天津青年队在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上，为我市拿了第一个足球赛冠军。国家白队落户津门，为天津足球热有加了温，在天津足球发展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页。1959年，曾以1比1分别战平匈牙利国家二队和瑞典的尤哥登队，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接着，天津足球出现了空前的热潮，特别是小足球运动活动遍及全市各个角落。那时的中小学校，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校队，年级队，班队，还有大量的“自组队”，蔚然成风。1964年，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球类司长李凤楼等，先后考察了天津开展小足球活动的情况后，国家体委决定推广天津的经验，不久，在全国形成了小足球热，大批国脚在这次热潮中涌出，这是天津对中国足球职业发展的一大贡献。天津足球运动处于全国先进之列，1960年夺取了全国足球锦标赛和甲级联赛两个冠军，1965年又荣获第二届全运会足球赛的冠军。从1957年到1989年间，津门足坛健儿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共获16次冠军，15次亚军。从1958年天津队第一次访苏起，到1989年先后出访和外出比赛16次，共赛103场，胜48场，平27场，负28场。在国内迎战外国足球队90次，胜38场，平26场，负26场。此间，还代表国家足球队参加了1965年在平壤举行的新运会足球赛，并获亚军。1985年，还代表中国足球队才家了在印度举行的“独立杯”，以及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届“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些国际足球大赛中，天津队为国家尽了力，受到国家体委的表扬，得到人民的称赞。

　　正当天津足球蓬勃发展，群众性足球运动广泛普及之际，十年浩劫开始了，天津的足球专业队解散了，大批足球健儿下放工厂劳动，专职教练员被迫改行，职工足球进入低谷，学校足球一片荒凉，足球人才无从谈起，造成了足球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十年贻误了几代球员，这是造成足坛青黄不接，足球滑坡的主要原因。1972年以后，足球训练才恢复正常，而球队新人贫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足坛才开始振兴。八十年代初，天津的女子足球运动和农民足球也开始兴起，1985年天津女子足球队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全国冠军。农民不仅开始踢球，有的乡镇还在兴办足球业校。四十年来，天津为中国足球队先后输送了50余名队员，历届国家队中几乎都有天津的队员作主力，出任国家队教练和守门员天津最多，国际级和国家级足球裁判天津也最多。现在，天津足球运动健将已有80名；足球教练69名，其中高级教练12名，洲际教练3名。严德俊，李元魁，崔光礼等，还受国家体委的委派到一些非洲国家任援外足球教练，成绩突出，受到所在国的好评。还有以张大焦(前国际足球裁判)为组长的中国足球裁判组为非洲国家培训足球裁判，在援外一年多的时间里，成效显著，为国家争了光，张大焦在担任世界性足球大赛中，执法公证无私，受到国际足联的信任和好评，是中国足球裁判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天津铁路分局办的足球队，获1989年全国足球乙级联赛亚军，晋身为1990年的全国足球甲级队，一个业余足球队闯进全国足球甲级联赛，这在天津足球历史上还是第一个。天津市第二冶金机械厂足球队也进入了全国大企业职工足球赛四强。在社会办足球的过程中，人们的足球意识在增强，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足球的特殊社会功能，它的潜能不仅是精神文明，而且也是物质文明，还具有互相促进的双重性。

　　天津现代足球，从1864年传入至今有120多年的历史，在发展中曲折的前进，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几代足球健儿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谱写的英雄史诗。要把立足点放在为中国的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挤身于世界足球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