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事件如何才能不重演

　　肖巍

　　黑砖窑事件警示我们，首先要吸取教训，必须坚决斩断官商勾结链；其次，要一查到底，必须有人对这起事件负责；最后，要釜底抽薪，必须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如何使维权行动不过分艰辛

　　政府部门必须承担起改善劳动状况、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对非法用工、侵害劳动权事件进行干预；当劳动者权益遭到侵犯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和低成本的援助，而且这些援助是具体、明确和可操作的，使广大劳动者有能力依法维权

　　为了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必须有强硬的法律约束与制裁。

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但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制环境和制度文化。法律的有效性与政府部门是否认真对待权利，率先垂范有很大关系，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部门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会认真对待法律

　　山西洪洞县黑砖窑非法用工、残害劳工事件一经媒体披露，即引起强烈公愤，舆论沸腾，并惊动高层，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严厉批示。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作组赶赴山西，介入对黑窑案的调查督办。山西、河南两地闻风而动，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被拐民工”专项行动，出动了大批警力，突击检查数以千计的各种窑、厂，已解救出好几百受困工人。事发的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老板等人被刑事拘留，出逃在外的包工头也被抓获。山西要求相关市、县在规定期限内解救受困农民工，逾期将按失职渎职论处，对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据报道，曹生村的这个黑砖窑“三证”（营业证、资源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全无，却已开工三年，被解救的30多名受困工人来自全国12个省，均为拐骗胁迫而来。这些黑窑通过非法途径，连骗带抢把大量就业无着的打工者和未成年儿童，集中关闭起来强制劳动，还雇佣打手实施残酷监管。这些劳工不仅得不到工钱，还受尽了折磨，场面残不忍睹。这起事件所涉及的拐骗人口、强迫劳动、非法使用童工等问题，性质十分恶劣，已构成违法犯罪嫌疑。

　　亡羊补牢，人们在对那些民工、特别是童工获得解救和安置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起事件不能仅仅如此了结。首先要吸取教训，必须坚决斩断官商勾结链。公众之所以对黑窑事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义愤，窑主固然可恶，但如果没有某些“保护伞”的撑腰，很难想象这么一批黑窑能够存活至今。那个曹生村黑砖窑厂的老板就是该村支部书记的长子，若非他们父子到处打点，黑砖窑能够明目张胆生产三年？已经揭露出来跨省际的从拐骗、转卖、运输到承包、监工这条血淋淋的黑窑用工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被查处，就能阻止罪恶的延伸；但问题是这条罪恶链不但沾有资本的血腥，还有权力的贪婪，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掌握具体的勾结情节，但无数事实表明，只要权力进入这些领域，就必然会出现侵犯公众权利的局面：一方面，资本通过贿赂、收买政府官员，使规制者成为被规制者的“俘虏”；另一方面，权力扶持资本，就肯定有“权钱交易”，权力参与使某些行业成为以权谋利者的摇钱树，那里频繁发生侵权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要一查到底，必须有人对这起事件负责。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虐待事件，涉及这么多工人、持续这么长时间，当地政府官员居然不知情？事件最令人愤慨的，恐怕还不仅是黑窑主包工头的残忍行径，而是当地政府反应“迟钝”，当地公安接警后敷衍了事，当一些家长向派出所寻求帮助时，竟被置之不理，还有民警阻挠家长带走其他解救出来的孩子。事件发展到这个地步，显然已不能由“道歉”来搪塞！

　　最后，要釜底抽薪，必须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如何使维权行动不过分艰辛。这起事件所具有的震撼性还在于，400多位做父亲的为了寻找被骗贩卖到黑窑苦役的孩子，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的行动，两个月来，他们先后营救出40余名孩子，并从这些孩子处得知自己孩子的线索，可是他们要求援助的两地警方却互相推诿扯皮，绝望之中发出了“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泣血呐喊。这样的消息给今年的父亲节抹上了沉痛的色彩。在那些冷漠的公共权力面前，他们又显得多么无能为力。还有，光天化日的虐待侵权事件，为什么在当地没人举报？明摆着的是，当地老百姓惹得起官商勾结吗？能够保证自家性命安全吗？事实上，类似事件在全国范围也不会绝无仅有，如果维权如此艰难，真不知道是权利的悲哀，还是罪恶的福音？！另外，如何规范劳务市场，使包括略有智障的不同层次务工者都能够在阳光下实现劳务交易，不给那些人口贩子、黑心窑主包工头留下产生罪恶的机会等等，这些都是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谁也不否认，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总倾向于以剥削劳动者、掠夺资源的方式从事市场活动，并将所产生的负效应转嫁给社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制约束，劳动标准、劳动者待遇都将发生逆向运动。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明确权力的边界，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制度公共品，而不能利用权力“设租”“寻租”；政府部门必须承担起改善劳动状况、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对非法用工、侵害劳动权事件进行干预；当劳动者权益遭到侵犯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和低成本的援助，而且这些援助是具体、明确和可操作的，使广大劳动者有能力依法维权。

　　为了防止类似悲剧重演，这些“必须”已非道义上的谴责或诉求，而更应是强硬的法律约束与制裁。我们已经建立起包括《劳动法》、《安全生产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流动人口管理条例等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但还没有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和制度文化，法律的有效性与政府部门是否认真对待权利，率先垂范有很大关系，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部门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会认真对待法律。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