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贩宋新华之死

　　十年前，他携带妻小背井离乡到乌鲁木齐谋生；十年后，在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连续三次驱逐之后，他突然倒地身亡。而这一条在城市管理者看来微不足道的生命，换来的仅是一位执法人员用怜悯的心态给其遗孀一个并不合法的临时摊位。

　　■ 本报记者 赵冠军

　　2007年6月7日，19岁的宋利敏平静地走出高考考场，他已经意识到，考砸了。

　　父亲宋新华两个月前猝死街头，给予了这个本就十分困难的三口之家致命一击。在他看来，父亲是死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行政执法局之手。

　　“让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面对记者，宋新华的妻子徐远莲似乎还没有清醒，悲痛的心情使她神情依然恍惚，“每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感觉他出摊快回来了，要给他准备晚饭。”

　　面对丈夫的死亡，面对他们这个家庭生存的困境，让她觉得不可理解的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所表现出的冷漠与歧视，“死去的不是牲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没有给这个家庭任何准备的机会。2007年4月7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行政执法局对小西门附近的街头商贩进行第三次清理，宋新华就在那次清理中突然倒下，送进医院刚要抢救时死亡。

　　当地媒体曾对此事进行采访，但最终没有公开报道。乌鲁木齐市两级城管部门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均表示并不知道此事，但也没有进行调查的计划，天山区执法局副局长张雄则告诫《公益时报》，“要先核实事件的真伪。”

　　两个月以来，徐远莲和附近街头的商贩上百人已经不止一次到市、区两级有关部门反映此事。“我找了很多次，一个执法局的中队长可怜我，说不检查时可以在小巷子摆摊。万一你们报道出去，人家又打击报复我，到处撵我，那可怎么办啊？眼看孩子就要上大学了，我们这个家一天也不能没有收入。”徐远莲说。

　　进城只为讨口饭吃

　　从乌鲁木齐市到吐鲁番的路上，有一座名闻遐迩的小城。它的名气，不是来自优美的自然风光，也不是来自醉人的民族风情；它没有惊人的古迹，没有特别的故事，它的出名，只是因为一段优美的旋律和一段质朴诙谐的歌词，这就是歌曲《达坂城的姑娘》中唱的达坂城。

　　徐远莲回忆，“达坂城属于山区，土地少，也不长东西，孩子得不到很好的教育，我是从江苏嫁过来的，待了几年后，感觉当地生活太苦了，眼见身边的人都慢慢离开，我们才决定到城市里来讨生活。”

　　1996年，宋新华和徐远莲夫妻带着孩子，告别父母，来到乌鲁木齐谋生。可没几天，此前的美好憧憬给打碎了，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农民，很难找到工作。

　　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摆个小摊做小本买卖，尽管这样收入不多，一天下来也能挣到几十块钱，除了交纳管理费用外，勉强也能维持生活。

　　“当时没有执法局，每天交点钱，就可以摆摊。”徐远莲说，交完房租和孩子的借读费之后，剩不下几个钱，但这个从达坂城过来的家庭，已经知足了。

　　2002年，乌鲁木齐市成立行政执法局后，他们依然可以在管理的缝隙中继续摆摊，“那时候管理不像现在这样赶尽杀绝，我们还可以打打游击。”

　　2006年，乌鲁木齐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狠抓城市管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人员也表示，“的确，不严格是不行了。”

　　“自从那之后，我们就很难出去摆摊，一周检查好几次，不分昼夜，我们能够理解执法局的压力很大，但我们也要吃饭啊。”徐远莲说。

　　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7年4月7日，对于经常在小西门附近摆摊的商贩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天，宋新华在执法者清理过程中突然倒地死亡。

　　“宋大哥是个好人。”一位商贩说。在宋新华死亡之后，沿街商贩除了凑钱将其安葬之外，又联合写了一份文字材料，请求政府能够对宋新华的遗孀徐远莲给予照顾。

　　在商贩们看来，宋新华的猝死与天山区执法局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据一位商贩介绍，那天他们都是跟往常一样，将摊位摆了出来。下午时，突然有人喊“执法局来了”，大家就都赶紧推车逃跑；等执法局的人过去后，他们再次出来摆摊。可没过十分钟，执法局的人又来了，他们第二次推上车子逃走。过了一会，确定执法局工作人员已经离开后，又再次将摊子摆到街头上。

　　没有人料到还会有第三次，当执法局的人又出现的时候，宋新华再也跑不动了，他在一个仓库前面停住了，脸色苍白，汗水湿透了衣服，只说了一句“口渴”！

　　当妻子徐远莲将灌着凉白开水的瓶子送到他手中时，宋新华竟没有拿稳，弄洒了一身。

　　“赶紧送医院吧”，他们顾不得后面执法局的追逐，扔下货品直接打车将宋新华送往医院。短短几分钟路程，宋新华已经不省人事，裤子全部湿了。

　　“执法局的人看到后，也没有再追，就掉转放行离开了。”

　　到医院抢救室时，宋新华的瞳孔已经扩散，经过抢救还是没能挽留住宋新华45岁的生命。宋新华生前除了血压高之外，并无其它病症。在2006年底因为头晕到医院检查后，大夫给开了300多块钱的药，他说什么也不让拿，说是攒钱给孩子上大学用。在徐远莲的极力要求下，才到附近卫生所拿了一瓶7块钱的降压药。

　　“本来是想拉到殡仪馆火化，后来想，他生前没有享过一天福，就拉回达坂城家中埋葬。”徐远莲哭着说，由于无钱办丧事，亲戚朋友和同街商贩们凑了5000多块钱，安葬了丈夫。

　　距离儿子高考不到两个月了，徐远莲匆忙又回到了乌鲁木齐。每天送孩子上学走后，她或者一个人，或者在其他商贩的陪同下，抱着丈夫遗像，到区政府请求帮助，“能给解决一个临时摊位也行啊，我们家都为这个死了一个人了。”

　　五一过后，一位城管中队长看她可怜，答应在不检查时，允许她暂时在巷子里摆个摊位。

　　“我最担心的是，你们报道后，这个临时摊位也没有了，那可怎么办啊，孩子要上大学了。”徐远莲说。

　　执法局声称不知情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可是个大事啊，我还真是吓了一跳！”6月8日，面对《公益时报》记者，天山区执法局副局长张雄说。

　　“肯定跟我们没关系，要不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张雄对记者表示，他们现在执法范围比较广，工作担子也比较重。同时，没有强制性的执法权，只能参考当地政府的一个条例，工作困境很多。在他看来，源源不断涌入市区的商贩，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很大压力，目前，设立的允许小商贩摆摊的夜市均以烧烤为主，并不能满足其它类型的需要。

　　“稳定是第一位的。”张雄表示非常重视此事，但他并没有要求记者提供有关死者的情况，对“一条人命换来一个并不合法的潜规则摊位”的说法也没有发表意见。

　　同时，张雄要求，记者必须删掉采访他的录音资料。

　　相对于张雄谈到的工作压力，早在2006年8月份，乌鲁木齐市政府一位负责经贸的干部在接受某中央媒体采访时曾发表了不一样的分析：“有的城市怕小商小贩多了影响市容,把他们当成‘麻烦’到处撵;我们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生存发展。”

　　当时，有评论指出，“乌鲁木齐市的城管以实际行动给了持这种观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甚至总结为乌市经验，认为这个城市的城管饱含服务意识的阳光执法，给商贩们以合适的生存空间，自己并不吃亏，这一切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城管们愿不愿去做、有没有做到的问题。

　　此外，诸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盛赞乌鲁木齐城市管理做法，“在支持和帮助小商小贩的发展方面，乌鲁木齐市的经验颇值得城管部门学习。”

　　对于媒体所宣传的一切，在记者随即调查的数十名商贩中，均表示不知情，他们依然整日在跟执法者进行着“猫和老鼠”的游戏。“这不是事实，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安排，宋新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少商贩对此发表看法。

　　乌鲁木齐市执法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小瑞告诉《公益时报》，如果允许商贩摆摊，是对商场内的商家极大不公平；同时，外面的夜市还是以烧烤等饮食为主，暂时还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需要继续尝试。

　　“我从没听说过城管执法者追死人的事。”刘小瑞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