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三次崛起”是否起航

　　当世界全面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时，人们似乎忽略了日本已经悄然再次崛起。6月14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文指出，日本已快步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并对其崛起的属性、方向及“国际贡献”表示深切的关注。

　　走向新的“甲子周期”

　　对于日本的前两次崛起和衰败，国际社会已有共识。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主动迎接世界列强主导的全球化，第一次走上“脱亚入欧”型崛起之路。在这条“崛起”道路上，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2．3亿两库平银，借此一举跨入“国际金本位”之列。之后，又经过“日俄战争”打败一个欧洲强敌，摘取了“世界列强勋章”。而后顺势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展开殖民统治，最终走向法西斯战争。这可谓是日本第一次的崛起与衰败的过程。

　　1945年，二战结束，在美国占领及庇护下，日本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一举实现了“经济赶超”，走上“和平发展型”崛起之路，由此，确立了世界经济强国地位。这堪称日本的第二次崛起。但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沉湎于泡沫升腾和由此产生的“金融扩张”的虚幻膨胀，最终被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全球化大潮淹没，陷入10年衰退的历史黑洞。

　　2005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这对于在思想意识底层极度迷信“甲子周期”的日本而言，无疑是历史性转折点。日本朝野都希望将战后赶超过程中的“压抑与屈辱”打包封存，展开新的“国际政治周期”，走“正常大国”之路。所以去年可谓日本走向新的“甲子周期”的元年。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安倍晋三取代承上启下的小泉，开始掌握日本“第三次崛起”的航向。那么，日本是否已经具备了第三次崛起的条件呢？

　　已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

　　而今，历经上世纪90年代的长期衰退和痛苦的体制改革，日本终于再次迎来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自2002年初，日本经济触底反弹，迄今已连续5年半持续复苏，成功走过历史拐点，步入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在此期间，日本经常收支顺差连破历史纪录，外汇储备屡创新高，对外债权不断扩张，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债权大国地位。同时，日本的地价、股价等资产价值回升，个人金融资产再创历史纪录，泡沫崩溃时期丢失的国民财富全面还原，经济实力重新扩张，对外干涉能力急剧膨胀。

　　在经济实力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日本开始全面展开地区经济整合战略，积极主导东亚秩序，争扮亚洲领袖。小泉时期，日本便正式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为参与全球大竞争构建基地，而安倍政府更是提出了“亚洲门户”构想，用制度、体制和价值观支撑起“亚洲掌门人”地位。

　　而在国内政治上，今年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安倍政府提出要回到战后的原点“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动修宪运动，力促国会通过作为修宪程序法的“国民投票法”，并将修宪纳入即将举行的参院换届选举的争选核心，旨在形成修宪政治舆论潮流，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宪政制度基础。

　　在军事上，继小泉政府成功修订了“有事三法”、“有事七法”和“反恐特别措施法”等“准战争立法体系”，突破海外派兵后，安倍政府进一步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构建了完整的“国防体制”，为实现“自卫队的军队化”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为掌握“首相一元化主导的国家安全政策控制权”，安倍政府积极筹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独揽情报、外交、安全战略制定权，构建“政治大国”的对外干涉手段。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不仅极力推动联合国体制改革，促进货币体制多极化，而且全速争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争取联合军事指挥权，追求日美军事一体化和安全融合；在地区安全架构上，也是积极营建“日美澳、日美印安全对话机制”，推动协同联防，参与主导海上生命线。同时，在全球环境问题、减灾问题、反恐以及核问题上，积极参与，力求主导。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确实已经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而且与二战后的“和平发展型崛起”相比，表现了不同的特征。

　　崛起之路还漫长

　　但作为一个民族全面崛起的先决条件，日本并未明确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

　　尽管安倍一上台便提出了“建设美丽的国家论”，主张“普遍价值观”，甚至强调“价值观外交”，而唯独不明确历史认识。特别是，其新保守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性格，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时代浪潮相悖；而其主张的“领土意识、国家意识”，以及“日式民主价值观”，又与平等、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的亚洲经济合作理念格格不入。这不可避免地使日本的全面崛起缺少了正义的灵魂。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民族、国家的品格是关乎其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和灵魂。缺少了这个灵魂，就难以把握崛起的方向。最近，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田中直毅在他的《超越反日的亚洲》一书中提出，日本要想领导亚洲，必须掌握“亚洲的召集能力”，即树立“地区感召力”。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感召力”仅仅依赖其“绝对优势的技术、资金以及军事等硬实力”，很难树立“国家的政治威信”，更谈不上确立“正义的政治威信”。缺乏正义的历史认识、充分的地区责任，而片面固守“重商主义”的利益原则，自然不会形成“地区召集能力”。

　　显然，“政治威信”的缺失，是其“地区召集能力”匮乏的根本。由此，其崛起的过程也将难免出现波折，更无法把握明确的崛起方向。

　　如此不明方向、又拥有巨大实力的日本的第三次崛起，对中国以及亚洲的和平、发展与安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将是不确定的。这或许也是约瑟夫·奈对日本第三次崛起的“国际贡献”表示疑问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