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
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 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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