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瑞典中国商贸城
《环球》杂志记者/王洁明
6月8日中午,浙江商人骆金星坐进了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王宫宴会厅里。这是古斯塔夫为当天抵达瑞典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举行的一个私人宴会。10天前,在中国访问的瑞典卡尔玛市的市长约翰佩尔松(Johan Persson)认真地对记者说:“国王和胡主席交谈的话题里很可能将会出现卡尔玛中国商贸城这个项目。
尽管骆金星对这个遭不少人质疑的项目自始至终都充满信心,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居然出现了中瑞建交5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瑞典这一重大事件,这是他从来没曾想到过的。“当然,更没想到,会受到瑞典国王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宴会。”在他看来,胡锦涛主席的这次访问无疑将极大地加强中瑞两国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必将促进卡尔玛项目的成长。
此时,在瑞典南部名城卡尔玛,几十名中国工人与当地人一起正在工地上忙碌着。已经有3万平米的工地变成了房子,商贸城的精品屋部分已全部完成。9月28日,这个北欧最大的中国商贸城就将正式开业。时间只剩不到4个月。骆的计划是8月底完工,其在中国的推广正声势浩大地进行。
缘起:把义乌复制到世界
骆金星做这样一个大胆的项目并非心血来潮。
“这是我自己的钱!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不会很随便地投入到一个跨国项目中,因为它往往比一般项目有更多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甚至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瑞典中国商贸城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察与论证后的结果。我们基本已经让自己并且帮投资者把风险控制到了最低,而投资回报则相应升到了最高。”骆金星动容地说。
骆金星来自浙江义务,那里有着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城。“很多瑞典人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么大一个项目放到卡尔玛这样一个人口才五六万的小城市?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做的是批发生意,不是基于当地市场的零售。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城为什么不在北京、上海甚至杭州,而是在义务这样一个小城市呢?所以,选择卡尔玛没什么可奇怪的。”骆金星说。
海外的中国商贸城并不鲜见,它们分布在意大利的罗马、美国的纽约、俄罗斯的莫斯科、阿联酋的迪拜,唯独北欧还是个空白点。
2006年春天,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目的是去收购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接触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整个北欧地区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来。
“一个这么高端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日用品却是三手甚至四手的,这就是很好的商机。我就想,如果能在当地做个中国商品贸易城就好了。”骆金星说。北欧,是公认世界上最昂贵的国家之一,每年全球最贵的城市里,北欧国家的几个首都全在前十名之列。一般的日用品、食品的价格均为中国的十倍。
理念:要让中国人稳定经营
“其实,我很早就有在海外再复制一个义乌商品城的想法。欧洲的几个中国城不够成功取决于很多综合因素,但并非这个概念不成功。如此大量的商品需要在中国生产并运回欧洲,如果订购环节能够在欧洲人的家门口完成,能节省很多成本和时间。所以,在欧洲建一个中国市场一定是个好生意。”
“这个商贸城应该建在哪,首先,我们要选择好国家。”骆金星开始娓娓道来。
首先要考察这个国家安全不安全,有没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像伊拉克等社会治安混乱的地方,就不能去投资。瑞典二百年前就已经宣布是一个中立国,发生战争的概率很低。至今,世界上没有几个这样的中立国。第二,这个国家有没有民族矛盾。我们全世界各地考察下来发现北欧的民族矛盾是最小的。第三,我们要选择一个温和的民族。比如说你去了以后,人家都看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去呢。欧洲有的国家就有比较大的排外势力,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能去。瑞典是个非常讲究多元化和平等的民族,对中国人很友好。第四,这个国家投资环境要好。瑞典的公司税很低,自然环境很好,信息化程度高,社会福利好,有很多经济指标是全球第一,还有著名的诺贝尔奖。
考虑完国家层面后,骆金星下一步就是确定具体城市。“不是找人口最多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批发,不是零售。我们要找的,是产品辐射成本最低的。我们考察卡尔玛后,发现以它为中心划圈,完全可以辐射到北欧4国、波罗的海7国以及整个欧洲,多数城市都在2小时的飞机旅程之内。再有,大城市会有物流不方便、土地成本高、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弊端。”
在投资中国商贸城之前,骆金星走访了国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商城,考察它们的优劣。“中国人要去国外投资,首先要解决几个顾虑。”一是移民身份,这是大部分投资者最看重也是他们最顾虑的。没有身份的认可,三天两头你查我问,弄不好再被遣返,投资者没有安全感,哪里还有心思考虑经营?二是在国外没有自己拥有产权的住宅、商铺,租用的房子风险大,动荡不定,投资者总是有漂在异乡的感觉,对投资国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三是伴随以上问题,受身份的局限,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骆金星下决心要在这几个方面取得突破,“现在欧洲的一些中国商品城之所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中国商户融入不了当地社会,无法稳定经营有很大关系。”
出炉“1+3+3”全新投资模式
确定要在卡尔玛建中国商贸城后,骆金星开始和当地市政府谈条件。当记者问道,选择卡尔玛的另一个原因是否是因为小城市条件比较好谈时,骆金星笑了,“在大城市,好项目比较多,不一定就会特别看重你。但在小城市,你的投资就可能成为压倒一切的大项目。”
骆金星没有直接和对方谈建市场的事,而是从汽车配件出发,谈自己的投资,慢慢地谈到自己的投资可能会增加到10个亿、20个亿。“卡尔玛曾经是瑞典著名的工业城市,现在随着几个大企业把生产基地移走,开始慢慢衰落。市长很想重振雄风,愿意为了吸收我们的投资,尽可能给我们需要的优惠条件。”
谈到条件时,骆金星毫不犹豫地亮了他的牌。首先,购买的土地成本要低;其次,建起来的商铺要给经营者以产权;第三,要给过来投资经营的中国人解决身份问题,即永久居留许可。
在卡尔玛市政府原则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后的一个月,骆金星再次回到了瑞典。这一次,他是去正式谈判的,同行的包括有他聘请的国际著名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瑞典当地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顾问。
谈判取得了很大成功,当地市政府还同意他入资参股建设当地机场,此前,当地只有一个来往斯德哥尔摩的小型机场。“这样我就能在物流环节上也享有话语权。”当地政府还同意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可以用从中国运来的材料由中国工人来盖。“这样,我就能把成本降下来。”为项目的长远考虑,在骆金星的要求下,当地的反对党以及议会均对这一项目表示了认可,并进行了签字。
此时,骆金星的凡尔顿集团已在中国国内全面介入房地产行业,在其总部杭州,一个取名为“北欧风情苑”的楼盘已完成立项进入运营。于是,一个“1+3+3”的全新投资模式出炉,开始在全球华人中进行销售。根据其公司网站的解释,该投资模式如下:
1——1个国际公司:为投资者在瑞典注册一家注册资本为10万克朗(1克朗约合人民币1.1元)的国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投资方可由三个股东共同投资该项目。由凡尔顿集团提供一系列投资保障服务,并由世界知名的财务咨询机构德勤公司提供该项目的财务、公司注册等系列经营服务,德利法律事务所提供系列移民居住和工作居留等所需要的投资咨询服务。
3——3个永久居留许可与3家团聚移民:公司的3个股东均有机会获得瑞典永久居留许可的机会。此后,通过家庭团聚实现全家移民到欧洲。
3——拥有3处不动产的产权。位于卡尔玛瑞典中国商贸城的1个40平米的商铺;位于卡尔玛的70平米的“世福”别墅公寓一套;位于杭州的80平米的“北欧风情苑”公寓一套。
这个投资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走向海外的商务机会,提供了自己以及全家移民瑞典这一高福利国家的机会,获得3处不动产的产权均有升值空间。
2007年2月11日,瑞典中国商贸城奠基仪式在卡尔玛举行,瑞典副首相兼工业和贸易大臣毛德奥洛夫松、中国驻瑞典大使吕凤鼎、凡尔顿集团总裁骆金星以及卡尔马地区负责人等共同为占地7万平方米的展览中心铲下了第一锨奠基土。
质疑:价格便宜?合法移民?
“1+3+3”模式正式销售之初,价格仅为298万元人民币。由于瑞典公司允许最多可以有3个股东,这就意味着,对单个投资人而言,花上100万元人民币,找2个合伙人就可实现去投资欧洲移居瑞典的梦想。这样一个费用,与移民加拿大以及其他海外投资移民的项目相比有着更大的诱惑力。即便这个价格在今天已经上涨到360万,很多人还会疑惑地问:“这是真的么?”
如果不要杭州的那套房子,按凡尔顿公司目前的价格表,投资者只需花300万元就可买一个瑞典商铺、一套瑞典公寓和一家瑞典公司。由于其中隐藏的附加值就是瑞典的永久居住许可,所以,中国人会觉得这个价格惊人的便宜。
但根据记者对卡尔玛市在售公寓以及空地的价格查阅来看,就实际成本而言,一个40平米的商铺和一个80平米的公寓远远不到300万元人民币。即便把巨大的推广费用分摊到每家每户,由于凡尔顿公司所盖的商铺及公寓大部分采用中国原料并用中国工人,所以其成本比瑞典自己盖的住房依然要低。
换句话说,凡尔顿公司在国内销售的价格并非是“赔本赚吆喝”,而是一个有着可观利润的好买卖。如果因怀疑其价格便宜而质疑项目是否有问题,显然是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所致。
即便如此,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这依然是个好买卖。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这次跨国投资有机会实现跨国移居。移居终身教育免费的高福利国家瑞典的价值本来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人民币,更何况还能同时获得瑞典的住房以及公司。换句话说,到了瑞典不愁住,也不愁工作,可以立刻开始新的生活。
但也恰恰是这个核心价值——移居,又让很多人产生质疑。因为,瑞典是个非移民国家,凡尔顿公司关于移居方面的承诺又有几分靠谱?
仔细查看凡尔顿的楼书以及各类宣传材料,我们发现,浙江凡尔顿公司只要是牵涉到瑞典永久居住许可,都用了“机会”两字,并没有给予百分百的承诺。
“我们之所以就永久居住许可之事用了‘机会’这个词语,而没有直接承诺,主要是为了避免和瑞典是个非移民国家这个现实有冲突。但事实上,根据瑞典的移民法,按照正常的程序,所有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的人确实都能够获得永久居住许可。”凡尔顿公司的海外推广部总监江涛说。
江涛,北外瑞典语专业本科毕业。此后,在旅游行业工作过,又在瑞典驻华使馆担任过签证官的助理。后来又留学挪威,回国后在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工作。可以说,对于瑞典的国情、两国间的商务往来均有着深刻的了解。
根据记者查阅的有关外国人去瑞典注册公司以及办理永久居留许可的规定,在瑞典注册公司的外国人只要其公司在瑞典正常运营两年,能证明公司运营完全能养活自己,就能向移民局递交永久居住权的申请。而一旦申请获批,其直系亲属可申请来瑞典进行家庭团聚。最终使得一家人均能获得永久居留,长住瑞典。再过几年,甚至可申请瑞典公民资格。
江涛说,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日前派团到卡尔玛考察了该项目,把几个质疑点弄清后,已计划把该项目作为新型理财产品在全省推广。
挑战:千万头绪慢慢理清
今天,瑞典中国商贸城的广告不仅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上,还遍布瑞典八个主要大城市的街头。“凡尔顿”几个中文字在瑞典清晰可见,广告牌多达1400个。
为了消除很多人“天上掉馅饼”的疑惑,骆金星不得不斥巨资来做推广。包括一场又一场的推介会。在一次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和骆金星的网上对话中,温元凯充分肯定了这一新的投资模式。他说,它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除了股市以外的新的投资道路,骆金星的瑞典项目具有很大的探索意义。但他同时也坦言,此时对骆金星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有一支真正良好的团队,需要有具备国际商务经验的人参与。项目发展得如何取决于团队的执行情况。
在记者看来,商贸城中国商户本身的素质,所经营产品的质量和知识产权,中西商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是对瑞典中国商贸城持续发展暗藏的挑战。中国民营企业要按国际规则并结合瑞典当地文化来运营项目,一定会是在磨合与学习中前进。
凡尔顿公司的人说,这些日子骆金星经常通宵作业,但浑身却像有使不完的劲。“我不是仅仅想搭台。我要把演员引来,我还要把观众召来。”
凡尔顿公司在欧洲各国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推介会,同时还派出一个16人的团队去各国寻找合作伙伴,搜集对对华贸易有兴趣的欧洲客商名录。中国商贸城成功与否的关键,和有多少商人来卡尔玛采购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为了让商城繁荣,骆金星想得更多。他计划在当地建造一个星级酒店,供国际商人居住。卡尔玛政府还答应将协助他向瑞典中央政府申请在当地设立博彩场所。“我甚至将经常在那里举办中国文化节,展示各类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而不仅仅是商品,如此才能留得住人。”很明显,面对全世界,骆金星要打的是一张集旅游、贸易、文化于一体的综合牌。毕竟,在骆金星来卡尔玛以前,这里已经以“水晶之都”、海滨城市享有盛誉。
几千中国人移居到一个人口不到六万人的瑞典小城,很可能引起巨大的文化冲突。这是瑞典媒体在积极评价这一项目的同时表现出的最大担忧。但瑞典年轻人的反应是积极的,甚至工贸大臣奥洛夫松也说,这个项目不但将促进就业,也将促进瑞典的民族多元化发展。
对于这一点,骆金星同样看重。他说:“至今,我已经在卡尔玛举行了6场市民听政会,每次都有五六百人参加。”在听政会上,他详细地向当地居民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我尤其告诉当地人,中国人会有很多陋习,希望他们要宽容。毕竟,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最后一次,当我大声问,中国人就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么,台下人齐声说;准备好了。这时我才有所放心。”
“会不会有的人只是为了移民,但不好好经营商铺。这是否会影响中国商贸城的整体发展?”记者问。对此,骆金星显得胸有成竹。他说,他已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商贸城做起来,所以凡尔顿公司准备把部分投资者不愿意经营的商铺租过来,自己来经营,以维护大局。
为了防止在一些海外中国城里出现的恶性竞争,骆金星还把中国商贸城里可以经营的货品进行了分类限制。在1期1100个商铺中主要分旅游、休闲、体育用品;玩具、文教用品;鞋包、皮革;日用五金、家居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五个商业形态。如此,每个种类的同类竞争因数量原因就会很少。
跨国投资与移民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是个重大决策。骆金星说,凡尔顿公司将对所有投资者进行语言、文化、法律、生活等各方面的行前培训,并组织投资者提前到瑞典进行考察。即便到瑞典以后,其在瑞典的公司也会继续对投资者提供“保姆”式的服务——骆金星的心不可谓不细。
对于浙江商人骆金星来说,瑞典中国商贸城仅仅是一个巨大商业项目的开始,“比如,我还要建一个中欧之间的B2B网上平台。”而这一切,对于曾当过语文老师的骆金星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梦想。
“我想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开始强大。我的投资不是去发展中国家,而是去瑞典——这一西方文明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全球化是个趋势,但它不能只是西方民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中国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我们的文化、资本去实践另一条全球化的道路?”(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前驻斯德哥尔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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