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妥协：全球化进程的修正
在其1944年的名著《大转折》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博兰尼作出一个经典论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自救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抗议者们举行了连串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和露天摇滚音乐会；万名示威者继续冲击会场外的隔离铁丝网；绿色和平组织的两条快艇试图闯进海岸禁区……但与此同时，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云集罗斯托克，开会讨论贫困、非洲、疾病、环境等具体问题。相比于朴素的反全球化姿态，他们更具有“全球化另择”的明确思路。
在这样的气氛下，默克尔的坚持终于获得突破，6月7日的G8会谈就大气保护达成突破性妥协，各方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减半”的目标。6月8日上午，当绿色和平组织两支悬着“现在行动(Act Now)”标语的热气球飘近峰会会场，G8峰会的非洲论坛也迈开历史性的一步：八国集团在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抗艾滋病援助，并增加已有的发展援助，至2010年达到每年500亿美元的水平。全球化的进程在海里根达姆完成了一次自我修正。
峰会尚未结束，德国媒体给予默克尔高度赞扬，称其为“绿色总理”、峰会的“救世主”——默克尔政府挽救了峰会，回应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要求，也修正了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出席了第三天的G8+5的对话之后，亦被大潮裹胁其中。
中国：崛起大国的责任
根据G8峰会6月7日达成的关于气候保护的共识，与会的八国首脑与欧盟同意“认真考虑”在2050年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半的目标；这一目标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实施。相对布什一贯坚持的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设定排放目标的立场，无疑，这一共识的达成是默克尔主持本次峰会的最大胜利，也是G8峰会历史上对全球化所作出的罕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这一八国共识对6月8日参加对话的其他5国构成约束。在G8+5模式的裹胁下，尽管中国在本次峰会上似乎感受不到会场内外发生的有关全球化进程的微妙变化，仍然坚持强制减排不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但是，身为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已经很难抵制在联合国框架内协商为此共同目标所应承担的责任。随着未来《京都议定书》后续条约的协商，中国将可能放弃继续游离于全球化危机之外的立场，承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降低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一结果，是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深化的插曲，也将是中国自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地位、1998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在一个非正式集体谈判机制内被迫接受“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的义务。其意义深远：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所包含的生产模式指向，以及排放的全球社会责任本身，对中国在国内寻求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谋求和谐世界的交往，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就国内而言，虽然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峰会前夕，中国政府紧急抛出一份环境政策白皮书，再次强调排放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但是，近一年来连续发生的重庆大旱、武汉大旱、无锡水污染、厦门PX危机等等环境危机，在提醒中国社会，环境保护与国民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环保运动和维权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兴起，更强化了环境的社会意义。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效应，随着环境意识的改变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最终将转化为内部压力，而难以通过历史责任或外部责任的推卸来减轻环境压力。可以预期，“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将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代理人”，影响中国的环境、能源、劳动保护、产业结构等等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社会责任远不止环境和大气。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凸显的知识产权纠纷，也远非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所能化解。一个对知识和技术缺乏基本保护的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交易是不公平的，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则，而且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悖。在非洲问题上，继去年中非论坛之后，本次G8峰会正式标志着非洲大陆“一场新的竞争的开始”。这是在两种援助方式间的竞争，也是两种发展方式的竞争，更是“和谐世界”与“修正的全球化”的竞争，最终将决定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和利益。
面对这一挑战，本次G8峰会已经充分展现了这种全球化进程的改变——反全球化运动能够通过国内政治和抗议政治的象征意义，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的议题和谈判机制——中国还能以全球化的成功者和搭便车者自居，继续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忽视反全球化运动所包含的环境、社会和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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