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遇到她认为值得结婚的惟一男人
然而，更好的事情是，戴安娜的爱情生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简化了。
可汗离开病房后，戴安娜嘘声说道：“托福洛，他难道不是帅毙了吗。”真的，帅得无以言表，乃至迷惑不解的托福洛得到了戴安娜在病床边17天的精心照料。肯辛顿宫里香雾缭绕，王妃立马变成了一名刻苦的心脏病学学生；厚重的《格雷解剖学》和一堆外科手术报告几乎让她的晚餐桌不堪重负。每周六晚上，她收看一部医院肥皂剧《急诊室》。她的衣橱里塞满了巴基斯坦妇女穿的宽松裤、丝绸束腰外衣和长裤。她甚至考虑改变宗教信仰。
戴安娜与可汗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一间狭小的通宵值班室见面。她问是否可以观看他做打开心脏的手术。“有勇气观看心脏手术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观看，”可汗告诉她。此后，他就再也不能摆脱她了。1995年11月末，《世界新闻报》的一名摄影师抓拍到戴安娜深夜还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可汗下班后她去那里与之幽会。戴安娜借了这名摄影师的移动电话，与该报跑皇室线的记者古德曼通话。她告诉古德曼，是的，她确实在医院，正安抚垂危的病人们。她说，每周三次每次花4小时以上做这件事。
4天后，古德曼的文章“我作为天使的秘密夜晚”出现在《世界新闻报》的头版头条。这个故事给了戴安娜一个怪异可怕的新形象：一个具有强迫倾向的救护车追踪者和死亡天使。但是，这总比与一个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幽会被曝光要好。
对戴安娜来说，这么做是值得的。与可汗的关系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我找到了我的宁静”，她向外交官伯克尔爵士的遗孀吐露心迹说，“他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可汗不从她那里索取任何东西，据说她为他买了一辆崭新的汽车，被他骄傲地拒绝了。他对个人抛头露面深感恐惧，对上流生活或时尚之物毫无兴趣，可汗在切尔西的一室公寓里凌乱不堪。他最爱戴安娜之处是她充满同情心的本性、她从事人道事业的激情。戴安娜打算把肯辛顿宫前侍从武官的房间改装成地下私室，让可汗在里面可以打开啤酒，悠闲地收看足球赛。每到周末，当工作人员离开后，她亲自下厨一试手艺，为可汗烹调晚餐。
有时候，她整天消失，去了可汗的公寓，心满意足地吸尘、涮洗餐具和熨烫他的衬衫。在戴安娜生日的晚上，据说她戴上自己最好的蓝宝石耳环，穿着皮毛大衣，下面一丝不挂外出幽会可汗。布雷尔在幕后操控着整个事情，如果查尔斯夫妇吵架，他会给在医院附近酒吧里消闲的可汗传送信息。戴安娜努力让事情不被曝光，如果她不想让媒体知道，它们很少能发现她外出幽会的男人们。
她前往巴基斯坦，专心学习可汗的传统。她新的密友是杰迈玛，一个22岁的美丽姑娘。当时，杰迈玛已与巴基斯坦板球传奇人物伊姆兰·可汗结婚。这两个女人经常促膝谈心直至深夜，讨论如何处置与一个思想传统的巴基斯坦男人的婚姻。戴安娜让布雷尔去与牧师讨论她与哈斯纳特秘密结婚的可能性。这个男总管与肯辛顿教堂大街的天主教神父帕森斯见面。神父告诉他，在不告知相关机构的情况下不可能结为夫妇，更不用说在未婚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哈斯纳特得知布雷尔咨询牧师之事时惊呆了，他对戴安娜说：“你还真以为你能把一个牧师带到这里举行婚礼？”
1996年2月，戴安娜与她的外甥女科西玛一道前往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拜访杰迈玛和伊姆兰。这次访问的表面目的是为伊姆兰创立的癌症医院筹集资金，但真正的目的是让她的形象传遍这个地区，打动哈斯纳特的家族。
戴安娜向可汗表白心迹的欲望赋予了她新的目标。他是一个严肃的人，她则要为他做严肃的事情。她开始寻找一项能让她满怀激情地投入的事业，一种只要她到场就能产生截然不同效果的事情。英国红十字会恰逢其时给她提供了这个机会。英国红十字会是加入全球禁止使用地雷运动的组织之一，该会主席惠特拉姆是戴安娜的朋友，他给戴安娜送来了有关战后没有被清除的地雷破坏性结果的图片和报告。
她的魅力能征服世界，却不能征服他的父母
然而，戴安娜在禁雷事业中的新角色是脆弱的。爱，或失去爱，总是拖着她的后腿。哈斯纳特·可汗溜开了，他不想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不想面对无聊小报的报道中作为戴安娜新男宠这样的冲击。记者涌入医院，他从自己的工作中退缩而去。第一则流言纷飞的故事出现在《星期日镜报》上。戴安娜求助于凯伊，撰写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反击报道。凯伊在《每日邮报》中引用戴安娜的话说：“镜报的故事是无中生有”。王妃“对这样的传言深深的不安，因为它们伤害了威廉和哈里”。可汗对自己被曝光极为恼怒，又被戴安娜愚蠢的否认所伤害，在凯伊的报道出来后3周里，他拒绝与戴安娜联系，使她陷入了疯狂的歇斯底里。
实际上，戴安娜比任何人都清楚，她要结婚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他的家族。哈斯纳特·可汗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的人，他的家族传承自武士阶层，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他的父母分别于1987年和1992年两次要他与一个门当户对的新娘结婚，1996年，他们再次尝试让可汗结婚。戴安娜的悲剧之一是，她一直想找一个家族取代曾经遗弃过她的家族。这一次，如同以往一样结局是注定的，但原因全然不同。与温莎家族结婚，她合适，但她不想。与可汗家族结婚，她想，但不合适。在戴安娜隐瞒媒体18个月后，《快报》记者采访了哈斯纳特的父亲拉希德·可汗。他对戴安娜与自己儿子的婚姻前景很不赞同。“他不会跟她结婚”，老可汗说，“我们正在为他寻找一位新娘。这个新娘应该是出身名门，应该富有，属于上层中产阶级，最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部落。如果部落里找不到，我们到外面去找，但她至少是巴基斯坦女孩。”这是戴安娜第一次被高傲地视为“不适合我们的部落”，使得她更加努力要栓牢哈斯纳特。
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1997年5月，在事先没有告知可汗的情况下，戴安娜前往巴基斯坦开始3天之行，为伊姆兰的癌症医院筹措基金。没有预先通知哈斯纳特在拉合尔郊区的庞大家族的情况下，戴安娜来到这个家族高档的聚居地。他们聚拢在一起，为她拍摄照片，给她上英式茶，直到突然的断水断电后，才回到他们带围墙的院落里，兴高采烈地(如果不是装出来的话)和这位漂亮陌生人交谈着。这不啻是一幕超现实主义场景，尤其是有人认为，戴安娜把自己视为他们的儿媳妇周旋于他们中间。可汗家族被戴安娜的魅力征服了，但魅力在这里无济于事，哈斯纳特的母亲坚持反对这桩婚姻，连哈斯纳特自己也怀疑自己。
确实，他爱戴安娜，那怎么不能与她结婚？这个光彩四射的美人，全世界都为之倾倒，选择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巴基斯坦医生，她本可以选择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位亿万富翁。但让可汗烦恼不堪的是，他给予她的爱似乎从来不够。有人能满足戴安娜爱的渴求吗？戴安娜童年时代的朋友说，她需要的爱比任何英国男人所能给予的都要多，她6岁时被母亲遗弃可能是她对爱这种无休止需求的原因。
哈斯纳特的寻呼机每天在他值班时要响20次。就一个对他人需求如此敏感的女人来说，当面对她最亲近的人时，戴安娜令人惊异地缺乏判断力。她要拥有他的未来，安排他的生活，调整他的外科手术计划以便他能随她旅行。随笔作家克利夫·詹姆斯在《纽约客》杂志中写道，戴安娜毫无理由地相信，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叫国外，那里她能得到理解，那里她能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詹姆斯认为，这是戴安娜生命最后几年里萦绕于怀的主题。她的梦想是两个奔忙于全球的人道主义者的结合，与自己的爱侣以及他的卫生箱踏上任何麻烦地点。过分迷恋公众崇拜使她产生了幻觉，以至于她相信自己能解决北爱尔兰冲突。她想把哈斯纳特带出琐碎恼人的布朗普顿医院，到澳大利亚或南非轻松愉快的医疗事业环境里，他们在那里可以一起在游泳池里享受阳光。
6月，可汗家族集体到英国度假。他们的到来更加深了哈斯纳特的疑虑：一个超级明星的王后能否融入他关系密切的家族。他的亲属们知道，他正在戴安娜的爱和医疗事业之间做痛苦的选择。可汗被迫公开向自己一个信赖的朋友抱怨不知道如何才好。这个朋友建议他：“结束这段情事，过你自己的生活。”
下定决心之后，7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闷热的晚上，哈斯纳特和戴安娜在海德公园约定好的地点见面。当得知她遭到拒绝后，戴安娜用尖刻的语言和眼泪指责他。她真的不能接受就这样结束了。但可汗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8月，可汗家族返回拉合尔，给他邮来迷人的王后照片，他告诉他们，直接邮给戴安娜，他不会再见她了。
戴安娜开始沉沦，她感到自己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分担她的痛苦。在日渐增加的孤独中，她更加依赖自己的管家布雷尔，这个好事之人的影响只会给她的偏执狂火上浇油。在孤苦的感情折磨中，她往来冲突，试图突破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最终将她带到了通往巴黎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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