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论战愈演愈烈 争论因三大消极现象出现

　　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容逆转

　　■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1）■贾品荣

　　两次改革的比较

　　如果把改革开放视角放在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大背景下考察，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年来志士仁人探求富民强国真理的发展和伟大的升华。

　　 爱国运动戊戌变法始于1898年6月11日，虽然只经历了103天，而且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第一次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

　　 今天的改革开放与一百多年前的改革运动相比，有何异同？个中意味深长，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意味之一：两次改革都冲破旧的思想堤防，形成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十九世纪末，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体系顽固地压抑着人们的心灵。“变法则存，不变则亡”，清末思想家大力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激发爱国热情，倡导经世致用，成为点燃近代思想解放的火种。虽然变法被扼杀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想的冲击是无法阻挡的。“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奔涌，不可遏抑也。”从这一意义上说，戊戌变法是对束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藩篱的冲击，是探求真理的思想解放。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摆脱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两个凡是”，摆脱使国家误入歧途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历史，尊重群众，总结经验，开阔思路，找到了一条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不断冲破“左”的束缚，是探求真理的思想解放。

　　 意味之二：两次改革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爱国运动

　　 戊戌变法是为了救国图强而发起的。当时，康有为以平民布衣的身分连续7次上书，不顾“人微言轻”，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敲响亡国危险的警世钟；梁启超大声疾呼：“列强环伺，国家万分危险！”谭嗣同以满腔热血，为救国不惜杀身成仁，他呼吁，“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爱国先驱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己身安危，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全体人民的安康与幸福，为了使中国真正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一次反映亿万人民心声的爱国运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吐露心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意味之三：两次改革指导思想相去甚远，这是两次改革成败的根源

　　 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康有为的理论。这一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软弱，其阶级力量、阶级基础、社会物质基础相当软弱，这样的社会基础必然使资产阶级改革先天不足，导致了失败的命运；二是他们的变革理论是以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套学说具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很多观点易引起非议，这说明戊戌变法理论的薄弱。

　　改革开放近30年，最大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创新则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尤其是他的改革决心和务实作风，当时若没有这种决心和务实作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是中国的重大转折。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贫穷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大声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应当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人们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在改革开放的10年，理论上的提法也仍然只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只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并重”的提法。当然，这比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进了一大步，但总是在“姓资姓社”中争论不休，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不少人总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讲话和他的“三个有利于”的著名标准，为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扫清了道路。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豁然开朗，市场经济的中国开始起航。

　　改革前后的比较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各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上世纪50－60年代为4．8％，70年代3．4％，80年代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上世纪60年代为4．9％，70年代3．2％，80年代2．6％。

　　 1960－1980年世界各国GDP年增长率（％）：中国台湾9．6，南朝鲜9．1，新加坡8．6，日本8．0，泰国7．8，马来西亚7．2，伊朗6．9，巴西6．9，墨西哥6．2，哥斯达黎加6．2，突尼斯6．1，以色列6．1，土耳其6．0，希腊5．9，南斯拉夫5．8，埃及5．8，菲律宾5．7，西班牙5．6，哥伦比亚5．5，委内瑞拉5．5，葡萄牙5．4，南非5．0，斯里兰卡4．4，爱尔兰3．9，印度3．5，智利3．4，阿根廷3．2。中国计划经济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4％左右。

　　显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世界各国同期横向比较，只是中下水平。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保持了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GDP年增长速度，是改革前28年的两倍多，人均GDP增长速度是前期的6－7倍。

　　2005年，中国GDP已达到183085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约5％，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GDP达到20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财政收入达到3．9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1倍多；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3000亿美元。2005年，我国钢、煤、水泥产量分别为3．5亿吨、21．9亿吨、10．6亿吨，分别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左右。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也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42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0．79％提高到6．73％，贸易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上升为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要素价格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一块热土。1979－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6224亿美元，自1995年以来连续11年列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位。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日益国际化，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扩大。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5％，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事实雄辩地证明，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种变化的比较

　　GDP的变化是“实”的数字，看得见，摸得着。有些变化，难以量化，它“虚”。人们难看见，难摸着，但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而且影响更深远，意义非同寻常。

　　30年前，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想吃几粒花生米，孝顺的子孙为此几乎跑遍了京城每个角落。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30年前计划经济短缺时代的真实写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其作者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他分析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就是说企业亏损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企业就会倒闭；而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化的，就是说企业无论亏损到什么程度，由于政府的“父爱”会给它注入新的资源，企业都不会倒闭。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所需的投入很多，产出很少，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呈现出短缺经济的特征。

　　在短缺经济时代，全社会的需求是个无底洞，无论有多少供给也满足不了需求。实际上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很低，消费品严重匮乏。整个社会处在一个为满足投资饥渴而周转的恶性循环中，低效率吞噬了社会资源。

　　10年前，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丰富了，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意味着计划经济成分在减少，市场经济成分在增大；意味着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挑选商品的主动权。这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成果。

　　两种体制的比较

　　那么，为何市场化改革可以消除国家贫穷、落后和短缺呢？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可以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一个论证市场最优性的定理，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它是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正式表述，认为自由经济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时，如果每个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永不满足，并且同时满足一些技术性约束条件时，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资源有效配置在现代经济学中指的是帕累托有效。帕累托有效指的是没有任何改进余地的资源配置，即总的初始禀赋给定的情况下，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资源配置，使得一部分人变好而没有人变差。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不是帕累托有效，就存在资源的浪费，而一个经济不发达和不富裕的社会是很难持续的。从这一分析可见，通过改进、完善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消除贫穷、落后和短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垄断、教育、医疗和生态环境等问题方面会失灵，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当企业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破坏时，需要政府干预，通过制定税收制度，采用规制方法，设计激励机制，明晰产权，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当垄断企业设置门槛，独霸市场时，需要政府引入竞争机制，避免个别企业垄断市场。为什么市场制度需要政府呢？因为，当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督时，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最优；但是，当产品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时，如果通过市场，私人部门的生产者就可能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由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就有效。不难理解，教育、医疗之所以比较适合由政府提供，因为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

　　那么，计划经济为何导致国家贫穷、落后和短缺呢？传统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垄断，不仅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也影响人们的道德水平。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会出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同时，上级部门作决策，需要大量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信息，但事实上缺乏收集、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因此决策的失误大幅增加。而在市场体制下，产权明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链条大大缩短，所以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经济充满活力。

　　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了什么呢？一是效率高。个人负责制使动力机制发挥得淋漓尽致。二是个人产权和自由得到保障。与计划体制比较，人们可以极大地拓展个人选择的范围。三是生活多样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生活多样化是最大的损失，而市场化改革则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两种模式的比较

　　渐进式改革模式被世界公认是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

　　首先，农民和城市中的失业人群为渐进式改革的模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人们在体制内无法生存而被迫到体制外去寻求生存空间。这种增量改革在中国的整个改革中起着启动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若不是从增量改革开始，而是首先从体制内的改革开始，那么，要么是无从下手，要么则是大动干戈。而大动干戈的结果便是激进的改革，便是大的社会动荡。

　　其次，造成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就是从大乱转变为大治的心理，即一种渴望安定、不愿意再进行大的变动的心理。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会越来越趋向于渐进式改革。

　　再次，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形成，还因为改革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对人心的改变。我们看到：改革近30年，个人一方面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收入，另一方面也非常留恋计划经济的安全感和福利保障；国企经营者一方面希望获得红利，另一方面却不愿为企业保值增值和经营失败承担责任；官员一方面热衷于控制更大的权力、掌握更多的资源分配权，另一方面却不想将自己置于法律约束之下。一句话：人们一意扩大自己的权利和机会，却没有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做好准备。我们对此可以理解，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心的改变是需要过程的。改革好比一辆车，人心的改变可以比作路面。车要靠轮子接触路面才能获得向前的推力。如果路面打滑，那么，再好的车也无法前进。

　　两种态度的比较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背后有一场大论战。

　　2005年国家确定为改革年，但正是这一年，发生了关于改革问题的大论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中国改革的新论战。这一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大动作。进入2006年，改革的论战愈演愈烈，从批判国企改革到批判新自由经济学倾向，到批判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到批判物权法草案，使改革又回到过去已争论过的“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之中。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批判进行反批判，强调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不能动摇。这些争论对改革，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少干扰。2006年3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同年3月14日，温家宝同志也指出，“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表示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那么，出现这一争论的深层原因何在？

　　第一，当今的中国个人利益得不到尊重，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权力机关任意否定个人利益。应该说，这恰恰是中国市场制度发育不足、个人价值未获张扬、法制尚未生根的表现。如果市场能展开有效的竞争，则交易当事人就不可能靠机会主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法治健全，能有效维护个人利益，则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就不能营私舞弊，滥用权力；如果社会民主化，在竞争的筛选下，自然秩序形成，腐败减少。因此，不能借口社会无序化而否定改革，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改革未到位的结果。

　　第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的出现。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是市场体制的必然结果，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过多造成的。许多市场干预是有利于富人的，如果政府减少干预，财富和权势的既有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战，“先驱者利润”更快地消失；同时，自由的劳动市场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这对于民生是最大的福利。

　　第三，对改革及增长模式的反思：一方面，由GDP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获得来衡量的民生状况却令人堪忧。尤其是社会保障问题更是6年来首次取代下岗就业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通过真正的义务教育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通过调节税制，通过征收遗产税的办法，为民众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然后让市场去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当说，中共十六大以来，政府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免征农业税、减免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学生的学杂费以及课本费，这些都是有利于建立平等起点的强有力措施，是好的征兆。

　　我们说，直面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有益于改革的推进；但不能因此全面否定改革，而应该理性看待、客观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警惕“左”，防止新一轮改革出现反复，或误入歧途，或归旧路。

　　■作者简介

　　贾品荣，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MBA毕业。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管理学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研究所所长。

　　出版5部经济学专著：《思道不思贫：中国经济热点评说》，《第一财富规则与中国经济战略》，《CEO哲学》，《简单管理学》等。在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并担任两本核心期刊的编委。在本报理论版发表的"中国资本市场：十大问题不容忽视"、"改革28年后：中国制造要过什么关"、"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三大警示"、"中国经济缺乏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入世五年：中国企业差距何在"等文章均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

　　主要研究方向：公司制度与战略，应用经济学。作者认为："整个民族的安康、公民的幸福，是公共政策的第一目标。经济学人要为公共利益说话。"

　　改革近30年，潮涨潮落，逶迤曲折，中国经济创造着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随之凸显，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读者是否记得？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本报连续刊登了《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等多篇对重量级学者的专访，对深化改革、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抚今追昔，改革即将走过30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争论此起彼伏；"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现象令人担忧；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股市的起落牵动着众人的心；医疗、教育、住房这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由此可见，中国必须继续改革，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改，因为，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只是改革释放了13亿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力量而已；因为，我们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应该有居安思危的理智。中国现在需要主动、积极、全面规划具有长远思考的、全民参与的改革。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只能是让全体国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得以拓展，让每个公民的幸福指数都能有所提高，而不是相反。

　　到底我们该如何客观地评介过去的改革？中国改革又将何去何从？在中共十七大今秋召开前夕，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也触发着我们对中国改革30年后如何继续有效推动良性改革的思考。为此，从即日起，《新视点》特辟"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专栏，约请专家从公共利益的视角，对改革难点问题作系统的、深入浅出的分析，旨在引起更多人参与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反思和对改革走向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