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从国粹角度来看中西医之争（民意顾问看世象）

　　编者按：昨日本报民意版刊发对方舟子的专访《方舟子：对待中医，我主张“废医验药”》，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强烈反响，争议之声四起，不少读者也致电本报发表看法——尽管此前围绕中医已经有不少的争论。为此，本报昨日专程约请了本报民意顾问，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请他来“把脉”中西医争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医的争论沸沸扬扬，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相信，这场争论及其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实际上已经对中医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人们提出的质疑，是中医是不是伪科学、我们是不是应该告别中医等等问题。虽然有人声明告别中医不是取消中医，但是既然中医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那它哪里还有生存发展的必要呢？

　　对于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地从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出发。我对中医不了解，对传统文化也没有什么研究，但我确实认为中医可以称为中国的国粹。不过，是不是国粹与是不是科学并非绝对等同，是国粹也不等于不能质疑，所以维护国粹回答不了对中医的批评。对于质疑者说来，情绪化地责骂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无论质疑者还是对质疑者的批评者，情绪化都是走向科学的根本障碍。

　　不论对中医如何评价，说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医的广泛传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上古以迄近代的整个中国医学传统时代，中医是为民众治病疗伤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医学实践的主要成就。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中医进行系统研究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它自然无法和西医相比，没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这是中医的缺点。不过，这里隐含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纯粹运用西医的理论方法来衡量中医？中医非常强调把人的身体及其机能，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生命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身体内部某个部位的毛病，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失调，从而必须采取疏通化淤，扶本祛邪的治疗方法。应该承认，这样一种医学理念是科学的。中医非常讲究辨证施治，也有一套望闻问切的技术要求，它主张严格地根据对病人的观察了解，仔细分析疾病所导致的各种体表症状，采取不同处方。这与西医要求对病人临床观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以草药为代表的中药学，是中医的重要基础之一。根据各种草药的药理药性，针对疾病对症下药，是中医长期医学实践的产物。有的论者说，中医始终在臆想和经验之间徘徊，这是不对的。中医有整体把握的思路，但很难说它运用的是臆想的方法。同时，就医疗而言，经验与科学也不是绝对不相干的。接受了同样的医学教育，不同的西医医生对同一位病人的疾病，诊断结果不也有差异吗？这种差异，就是经验使然。有的论者以某些中药具有毒副作用，或者中药的药理药性指标不如西药明确，就采取否认中医的态度，这是不科学的。今天，即使西药，又有多少药没有毒副作用？仅仅一个抗生素所产生的抗药性的问题，又是何等的严重？有的论者企图把中医和中药分开，实际上是要走中药成药化的道路。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以我一个外行，始终不太赞成过分推广中成药。因为中医中药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病症、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病情发展阶段，以不同的中药配伍发挥疗效。忽视了这些差异，有可能加快中药被淘汰的速度。

　　目前，中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中医医生过度依赖西医的检测手段，过度的中药成药化，有可能降低中医的辨证能力和处方水平。中医与中药脱节，学中医的对中药知之不多，甚至不熟悉药材，只会坐堂开处方，有可能使中医成为不伦不类的庸医。中药材的资源保护利用是一个大问题，野生中药材越来越少，人工栽培越来越多。化肥农药的使用，越来越破坏中药的药理药性，肯定会更加降低中药的疗效，等等。中医的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医学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靠国家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靠中医学界医学实践的发展，靠保护中医中药政策措施的有效实行来解决。指责中医是伪科学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过，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过分简单化，使我们不能十分信任其科学性，我们应该拥有更加理性的态度。

　　作者系江南时报民意顾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