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湘 投资内地,怎么会后悔呢?
我去了好多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靳颖姝 发自香港
站在皇后大道东合和中心64层的办公室里,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很让人有一种指点香江,纵横商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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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香港基建大亨胡应湘就在这里办公,和香港TVB电视剧里大亨形象非常不同的是,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工程师——大班台旁就放置着画板,一幅正在草拟的蓝图已经初现雏形。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内地影响更多是在回归十年里体现出来的。但是对于胡应湘来说,30年前,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去大陆探访才是他真切感受内地的发端。
自此,他投资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合作)、广深珠高速公路、沙角电厂、虎门大桥、深圳罗湖、皇岗口岸……在内地投资超过510亿元人民币,被国家领导人称作是“有见识的企业家、勇敢的中国人”。
他开创了大陆能源建设的“沙角模式”:即国家只需提供土地、保证供应燃煤和包销60%的电,其他资金、设备、技术和建设统统由投资者负责,10年后电厂移交国家。这种模式节省了国家外汇而且近似无偿获得了一座大型电厂,为外资电厂树立了“沙角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他提出修建广深珠高速公路时,不但公司内部反对,连内地都有大批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内地工程师朋友直言:“我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怎么会需要高速公路呢?”20年过去了,广深高速已经成为连接穗深两地的重要经济通道,当年超前设计的六车道甚至已经很难满足需要了。
这种变化让胡应湘很开心,事实上,在香港他被称作是红色资本家,一直是被视为爱国爱港商人的代表。
他甚至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其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他看过共产党人一生奋斗不懈,关心的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让他深感钦佩。
他的很多投资是成功的,只是周期相当长。英国《投资分析》杂志说,合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纯粹的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因此也是受中国风险影响最直接的公司。如果你对中国没有信心,你就不买他的股票。如果你有信心,就买他的股票”。在常人看来,胡应湘对大陆发展前景毫无保留的投入甚至不符合市场规律。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分析说,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定义就是投资者的爱国情怀。
此前,他在东南亚也有很多基础建设投资,在泰国有铁路、公路配套建设、在印尼有大型电厂……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很多投资项目都血本无归。由此,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对内地,我的信心是永远的,即便短期钱赚得少一点。”他的信心就像他的普通话一样,你很难相信一个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普通话可以说得如此流利。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同时,在他的名片上,名字背后是爵士的头衔,这是大英帝国授予他的。
和中国商人笃信的“闷声发大财”不同,胡应湘一直敢于出来讲话,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香港记者有“三个最爱”,分别是:香港东亚银行李国宝、著名练马师简炳墀,以及合和主席胡应湘。三人排名不分先后,但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性格爽直、幽默,每逢他们出场,必被一众记者团团包围。
他曾怒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言论是胡说,并指有人借宗教名义发表意见,是没有智能的表现。
针对香港的“民主游行”,他说这不是争普选的方式,若以为游行达一定人数便争取到普选,这是有违香港奉行的法治精神,并断言这是暴民政治。如果现在推行普选,只会令香港衰十年。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现在胡应湘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修建港珠澳大桥。作为工程师和基建商人,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挑战。他为这个项目筹划了20多年。事实上,项目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和资金问题了,他直言政治博弈和财团利益才是最大的障碍。
就像很多华人商人一样,他也会选择把自己的事业传给自己的后代。大儿子胡文新现在已经是合和集团的总经理,在香港“二代企业家”中形象清新健康,老胡对小胡相当放心。不过对于事业他还是说,“我在外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管。”
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
人物周刊:对于你个人来说,更乐意做工程师还是做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胡应湘:肯定是工程师。这个是我的专业啊,我念大学学的就是工程。做工程比较畅快,做生意就比较麻烦了。工程师做工程就是“1+1=2”。可是做生意,不一定“1+1=2”,就比较复杂。不过单单是个工程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如果我是工程师又能够利用资金,事情运作起来就更好些。
人物周刊:从1978年以后,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尤其是在经济上。在你看来哪一点是香港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胡应湘:改革开放之前的影响不是很大。当时内地粮食很缺,香港人就寄邮包回去,寄一些物资和吃的。当时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阶段。
当年在国内,我看到要发展珠江三角洲,有几件东西缺不了:通信系统你不能缺,打电话打不通,跑几个马拉松,希腊人就是跑这个马拉松的。如果他有电话:“我们赢了,波斯人输了。”那个士兵到今天还活着。(笑)
另一个是电力,没有电,有最好的机器都没有用。再一个就是运输系统。当时国内有人认为:“高速公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我说,要发展经济,没有这些基本运作,是不能够起来的。你看今天的中国,从没有高速公路,买不起巨型器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四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全世界第二位。我们也可以看看,印度,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了三点,我注意到您至少投资了其中两点,公路建设和电力,您投资的大陆项目中,哪个是让您最有成就感的?
胡应湘:当然就是广深珠高速了。当时那么困难,很多人来信说:毛主席说了,我们以粮为纲,你修路就要征粮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如果你没有高速公路,就不能应付大量的运输,财富的产生要靠电力、生产力、人的劳动力,可是生产完后,你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怎么运进来?这个很重要。
人物周刊:在你所接触的内地领导人中,你最欣赏哪一位?
胡应湘:大部分我觉得很好。对任仲夷他们这老一辈的领导人印象更深。其实他们对外面接触不多,也不太懂经济建设,可是他们心地很好,很有远见,就只相信一件事——邓小平说的,我们要闯,要搞出一个名堂出来。
人物周刊:是什么最早触动你决定来大陆投资的?
胡应湘:1977年,(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我到北京国庆观礼,我呆了27天,好几个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后来78年,我自己又跑到上海,大连,我又去了好多城市,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其实国内的人才和香港的人才潜力相差不多,难道从深圳过了河以后就差那么多?香港可以创造那么多财富,国内就不能?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后来邓小平一提改革开放,我就明白他想做什么,我领悟到他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如果他真的要搞改革开放,那肯定成功的。日本人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人不成功?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国内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结果还是穷得要命,现在换条新的路线,大部分人肯定会积极尝试新的路线。
我当时就是有这个信念。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不要奇怪,人的最大因素就是脑袋,中国人一点也不笨。
人物周刊:前3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有很大影响,再往后的话,香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会体现在哪里?
胡应湘:最大的是金融业的影响力。香港还是走在很前面,这个优势相当相当厉害。
其次,是法律系统。香港的法律系统是按照英国的法律系统制定的,英国的法律从1215年开始建立起来,是全世界超前的。
国内的法律系统,很可惜,没有什么时间建立起来,到1911年还是《大清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也不懂法律。中国要搞法律系统,不是一天两天能搞成的,要用很多年时间才能让人明白什么是法律的本义、尊重法律、监督执法,所以从长远看,香港的法律系统肯定会对内地有影响。
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
人物周刊:中国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你对特区政府,对民主派,都有过很激烈的批评,不担心对生意造成影响?
胡应湘:我不管,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我看到60年代,国内整天搞斗争,没有创造财富。香港这时候不搞斗争,所以香港有钱,国内穷。现在国内不搞那些了,专心搞经济、民生问题。香港现在不是了,拆个码头都要反对,什么都要反对。
人物周刊:你觉得香港的这些民主派对香港发展没有作用么?
胡应湘:香港的问题,按照基本法,是循序渐进地一步一步来,可是这下民主派却说:不,我一定要全部一次来。不是说一选举就马上一夜民主,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我也很想见到一人一票,可是我不想见到明天就是这样。这样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看俄罗斯花了多长时间?它有油,有天然气,财富来得快,有办法很快解决问题。中国就是靠中国人的双手,靠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经不起折腾。
人物周刊: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修建港珠澳大桥?你为这个事情呼喊了20多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胡应湘: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跟当年我修建广深高速公路时相似,各集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阻力来自香港某些财团。
1980年代时,港英政府当权,英国人对这个还不太关心,但是当权的华人担心内地再发生文革那样不稳当的事,怕(内地居民顺着桥)冲到香港来,他们拼命想做一个屏障。到了董建华时代,他是支持修桥的,底下有人不支持,后来曾荫权支持了,可是财团不支持。
如果港珠澳可以招标的话,我们会积极参加的,资金问题都不怕,我们有100%的信心。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两制”是不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胡应湘:当然是优势。香港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经验比内地多;证券市场、金融方面比内地经验丰富,可以帮国内建设筹集到钱,这个很重要,内地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够提供什么;医药、医疗方面,香港是顶呱呱的,香港人的平均寿命全世界最高,医疗制度比较好。
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介绍到国内去,人的寿命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我不担心香港将来没有事情做。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力在逐步淡化。你不担心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么?
胡应湘:一定边缘化,当年我投资一亿美元在广州建中国大酒店的时候,在广州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而现在很多大项目,最低投资是几百个亿,内地都能自己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70多年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胡应湘:我的母亲。她没有念书,但是她教我们一定要勤劳做工,替人家服务才能够赚钱,才能够生存。再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很高素质的大学,当时我去念书时还什么也不懂,7年以后,开始懂一点。
如果说还有,就是J.P. Morgan(美国巨富摩根),他说要创造财富,一种方式是提供资金,另一种方式就是提供服务。我把它改一下,我当年在大陆又提供资金,又提供服务。
人物周刊:你一生中哪一项选择是最明智的?
胡应湘:应该是我能够有机会考到普林斯顿念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很有信心地去跟任仲夷、谷牧去说:中国一定要搞好运输,要搞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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