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七日电 题:钟士元追忆香港回归 “故事”
中新社记者 董会峰
今年九十高龄的他在香港土生土长,担任公职四十年,一生充满色彩,很多政治预言成真。他曾领导一家世界最大的电筒厂;先后担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首席议员;香港前途问题提出后,他穿梭于伦敦、北京之间,获聘中国政府的港事顾问,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筹委会委员;香港回归后,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是首批大紫荆勋章获得者之一。
他,就是有香港“政坛常青树”之称的钟士元。这位老人在此间接受中新社独家采访时说,他的第二次退休至今已八年。最近几年,他腿脚不便,已不再出席公务活动,也未接受记者采访。但他“脑筋清楚”,对香港的发展还是很关注,每天要看四份报纸,包括两份英文日报。
“邓小平强硬而自信”
一九八四年六月,钟士元和另两位同事首次访问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会面时,邓小平先生首先发言,欢迎我们以个人身份到京,愿意听取意见,但态度显得相当强硬。他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续称:“至于我们的发言,首先表明支持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并实行‘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接着讲述了香港人当时面对九七回归的三个主要担心:担心将来的港人治港,有名无实;担心九七后,中国处理香港事务的中低级干部,将来在执行上不能落实中央的政策,处处干扰;第三,担心将来的领导人改变现行国策,否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落空。”
“邓小平听了,作出回应。他说,‘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
钟士元坦承,以今日来看,香港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等考验,“一国两制”方针落实得相当好;当年的忧虑是不必要的,向邓公反映的三个担心都没有发生。“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内地与香港比还很落后,加之前途不明朗,港人存有疑虑。谁能估到,其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经济保持这么快的持续增长呢!”
九七交接二“故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举行。钟士元也参加了。“那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贵宾出席的一次盛典,我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被安排在主席台中方一方的最高一排座位上。”
“英方的下旗仪式只有短短的二十多秒。聆听雄壮的中国国歌奏响,目睹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升起,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过去一幕幕记忆纷至沓来:三年艰苦的香港前途谈判、十二年的漫长过渡期……喜与悲,都仿似一瞬间的事情。”
钟士元对记者说,在十年前那些下雨的日子,还有两个“故事”令他记忆深刻。其一,六月三十日傍晚,由港英政府筹备的第二幕告别仪式,在添马舰东面的露天操场举行,大雨下个不停,多数临时架设的看台没有上盖,宾客表现得相当狼狈。怡和洋行的“大班”亨利·凯瑟克就因天雨地滑,一时不慎,摔了一跤,折断脚骨,受伤的脚有数月都要扎着绷带。
另一个是关于钟老自己。“我这一辈土生土长较老的香港人,很少会说普通话。九七年,我八十岁。六月二十九日,为了特区宣誓就职仪式,我们在会展中心彩排,当我引领行政会议成员上台,以不灵光的普通话向董建华宣誓时,引来全场大笑,董特首等人甚至笑到流泪。”
“在录音带和同僚的帮助下,我用普通话苦练宣誓词。七月一日凌晨终于过关。可惜的是,香港回归十年了,我的普通话没有进步,能听但讲不好。”
港珠澳大桥问题本有机会早解决
谈到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港珠澳大桥(前身为伶仃洋大桥)问题,钟士元透露,如果不是有人阻挠,这个项目,早就解决了。
钟士元主要用粤语与记者交谈,偶尔夹杂英语、普通话。他说:一九九六年前,预委会经济小组在北京开会,珠海市负责人梁广大向我们提起伶仃洋大桥构想,希望在香港上岸,只要香港政府同意,不用花费香港的钱。这一意见反映到港府,“末代港督”彭定康不同意。
“香港回归后,一九九七年七月下旬,梁广大来香港,在特首董建华办公室,梁广大再次提起伶仃洋大桥。当时我在场,董建华问我什么意见。我说我赞成,时间越早越好;连接珠海和香港的伶仃洋大桥一旦建成,将打开珠三角的西部,对香港的经济利益很重。”
“遗憾的是,香港主要官员中有人不同意这观点,反对此项目,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对香港特区是一大损失。”
“全国人大释法是很有道理的”
香港回归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三次释法。钟士元认为,人大释法是很有道理的,不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
“其实,基本法规定得很清楚,人大常委会拥有该法的解释权。英国也有类似释法这样的做法。当某个条文有争论的时候,由上议院六、七位有一定社会地位、法律专长的勋爵,作出裁决。”
对于香港的未来,钟士元表示乐观。他说,主要还看中国整体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