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显现了东方之珠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晓钟 摄
回归10年来香港更加繁荣稳定，吸引了众多的海外人士来这里生活、工作和定居。
本报记者 陈晓钟 摄
香港东西文化的交融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图为到赤柱观光的游客。
本报记者 陈晓钟 摄
往事回眸——
深情忆伟人 乐观看前景
本报驻英国记者 王如君
“香港回归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这是香港、北京、伦敦都值得庆祝的大事。”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见图，本报记者王如君摄）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
杰弗里·豪是英国政界元老，曾先后担任过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是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内阁大臣。记者前不久在英国国会大厦采访了他。
这位年近八旬、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亲自下楼迎送，温文尔雅的举止、幽默风趣的对答令记者肃然起敬。
“邓小平不愧为一代伟人，我十分怀念他”
1983年至1989年，杰弗里·豪担任外交大臣，正值中英有关香港问题谈判的重要时期，他几乎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说起当年谈判的情形，他深情地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邓小平不愧为一代伟人，我十分怀念他”。香港在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国内地的体制不同，如何回归祖国，当时的确是一个问题。“一国两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构想，既符合香港的实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是解决香港问题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他说，英中双方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其中最难的是英中联络小组的工作。通过这个小组，英中双方不间断地保持了接触，交换了意见。这保证了香港问题谈判的顺利进行。
“他们就像中国的茅台酒”
豪说，英中谈判双方有过争执，也有过妥协。不仅原则问题十分棘手，而且一些细小的问题也不容易解决。比如对某些用词，英文与中文如何表述就是一个不小的难点。比如“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在英文中是一个内涵很大的词，如果直接译为中文的“自治”，很难表达原有的意思，因而英中双方的专家经过一系列讨论，最后在联合声明中确定为“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ｏｎｉｔｓｏｗｎ”（香港自身），这样一个更为简单的表述，双方都能理解，也能接受。还有，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虽然只是4个字，但联合声明中用了几千字的篇幅进行诠释。
说起在谈判中接触过的中国外交官，豪说，他们是谈判高手，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应对。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和副部长周南就是这样的人。他回忆道：“我和他们进行过多次接触，有过愉快的交流，也有过激烈的争吵。尤其是周南，很不好对付。在我看来，他们就像中国的茅台酒。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记得有一次北京访问结束时，周南送我去机场，我们坐在一辆车上。周南对我说：‘杰弗里，你是不是有时觉得茅台酒有点太冲了。’我说：‘还好，还好。’你看，周南是很自信的。不过，经过多次打交道，吴和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为‘两个团队，一个目标’干杯”
豪表示，总体来看，香港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最后要让英中双方最高领导人拍板时，的确不容易。邓小平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撒切尔夫人也是有名的“铁娘子”。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时，重点谈的就是香港问题。他们两人的观点曾经有很大的差异。双方谈判一度争论激烈，火药味十足。但吵归吵，谈判还得进行，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最后，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协议。
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来之不易，当时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豪曾经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今天我们为‘两个团队，一个目标’干杯”。
“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豪说，我参加了1997年中英两国政府的香港交接仪式，当时自己感到很激动。因为经过英中双方艰苦的努力，香港终于实现了顺利交接。随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以及禽流感等危机，但香港都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政府十分支持香港，保证了香港经济的稳定发展。今天香港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之一。随着中国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港人治港——
落地生根一老“外”
本报记者 陈晓钟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都会，名人荟萃。其中颇具香港特色、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属一位英式中国人——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卢维思（见图，本报记者陈晓钟摄）。
说他是地道的英国人，因为他具有英国血统，出生在英国，成长在英国；说他是中国人，因为早在1972年他就来到香港，而且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他留在特区政府继续工作，2001年8月经申请成为中国公民，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籍公务员；说他具有传奇的经历，因为他来到香港后，教过英语、做过记者，还在港英政府里担任过廉政公署官员和政务主任。最终他在这里娶了中国妻子，生儿育女，香港变成了他的家。
回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许多国家和机构都对“平稳过渡”持不相信的态度。然而，身为英国人的卢维思却决定留在香港，他风趣地说，这好像放在天平上的面包片，今天切一片放上去，明天切一片放上去，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天平上中国一侧的面包大大超过了英国部分的面包。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到英国的感受是回家，返回香港是出国；到了80年代，感觉到英国是出国，在香港下飞机反而是到了家。”香港给了他人生追求的一切：工作、事业和生活，这些促使他下决心留在香港。
卢维思回忆1986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我用直接的语言问过鲁平先生和其他政府官员：中国政府在1997年之后，是否欢迎港英政府中的外籍公务员留在香港继续工作？得到的答复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欢迎外籍公务员留在香港继续为市民服务。”这也是卢维思留在香港更直接的原因。1999年5月至2000年9月，他出任首任旅游事务专员，2000年7月获委任成为投资推广署首任署长，他还是香港最大的展览及活动场地——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主席。
被问及为什么取得中国国籍，卢维思笑起来，“香港回归后我一直在特区政府中工作，我热爱香港，很想为它多做一些事情。我的工作一直是向世界各国和地区介绍香港，推介香港。如果我手持外籍护照做这些事情，很不诚恳，也没有说服力。就像一个汽车推销员，极力向顾客推销‘福特’牌轿车，自己却驾驶一辆‘本田’牌轿车。”在卢维思的意识里，成为中国公民，手持香港护照，更有大家庭一分子的感觉。
谈到香港回归10年来的变化，卢维思稍一沉思，“最大的变化是没有变化！”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回归后，香港人原来拥有的权利没有变化。总之10年来，好的东西都没有改变。”
谈到今后，卢维思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它的一部分，香港能够给内地、给各国提供最公平的竞争环境，最优惠的税利机制，是一个获得最大利润的空间与平台。香港是这个经济体系的商务之都，商机无限。
悠悠牵念——
移民潮后再思归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李文政
“10年前，我离开了香港；10年后，我又以商业经营的形式回到了香港。”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青年企业家黄芷蘅（见上图，本报记者李文政摄）在谈到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时动情地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东方咨询公司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力在香港、中国内地和北美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香港要与祖国共同前进。”
10年前的6月30日给黄芷蘅留下难忘的记忆。那一年，她是香港中文大学一名19岁的学生；那一天，她有幸作为香港一家电视台的实习生直接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活动。“那天下午，我们站在维多利亚海湾的湾仔码头上等候江泽民主席的到来。我心中既兴奋又感到陌生，也有疑虑。心里想，再过几小时，香港就回归祖国了，我就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但是香港明天会向哪里去呢？我不断问自己，可没有答案。”她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感受，“香港150年来一直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我们已经熟悉了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统治和教育。我读的是英文，讲的是英文，读的历史也是英国史。对中国历史只知道一点点。再加上年轻，当初只是一种前程未卜之感。好像不少香港人也差不多是这么一种感觉。”
黄芷蘅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香港出现了移民潮。仅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市的就有20万左右。不无夸张地说，当时的温哥华真有变成“香”哥华之虞。她本人于1997年到美国求学，后移居加拿大渥太华。身在异国的黄芷蘅和许多移居国外的香港人一样，目光一直关注着香港。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落到了实处，保证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更为光彩照人！10年的时间证明，香港作为出入中国市场的门户、作为一个平台，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支持。目前这个门户和中国内地融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活力。“如果说香港是珍珠，那么内地就是宝石，两者相得益彰。香港人是讲究实际的。现在发现既然珍珠在自己手里，就要问问珍珠能为我做什么，就要利用香港提供的机会。”黄芷蘅说，“我要协助内地公司走向海外，把北美的公司介绍给中国。”
黄芷蘅介绍，现在，在来加的香港移民中出现了一种新回归：一部分中青年移民，原本就是技术移民，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到哪里去，再加上不适应加拿大的生活，现在纷纷回香港和祖国大陆去谋求新机遇。另外一类是老的投资移民的第二代，他们开始学普通话，也开始在香港和祖国大陆寻找机会。香港的现实彻底说服了香港人。3年前，黄芷蘅的弟弟在美国一所大学一毕业，就立即回到香港发展，在饭店管理上发挥专长。黄芷蘅说，她弟弟的普通话比她强多了，简直就和内地人一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她的一个朋友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并表示要回到香港找工作。如果香港不行，就去上海！
黄芷蘅说，一谈到香港的前途，她就激动不已！祖国强大，香港发展；祖国繁荣，香港繁荣。祖国和香港命运相连，情感相通。“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与国际接轨，保证了香港的重要作用，香港将与祖国大陆同步前行。
认识转变——
《财富》认错了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何洪泽
“香港过去10年的事实证明，《财富》当初的预言是错的，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舆论也错了。”美国《财富》杂志国际主编富民博（见右图，本报记者何洪泽摄）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美国《财富》杂志曾在1995年发表长篇封面报道《香港之死》，成为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悲观论调。如今，文章作者已逝，当时的编辑也已离位，该杂志现在的采编人员再次承认了当年的判断失误。
经常访问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民博非常坦率，主动提到了那篇《香港之死》。他说，当初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不会成功。大家都很担心，很悲观，以为香港回归后，中国将完全控制香港，把大陆的各种制度强加于香港，使香港的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等遭到破坏。许多人还认为，香港回归后，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但政治自由将没有了，生活会变得更糟糕。然而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生，香港克服了回归之后接踵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非典等困难，经济仍然健康而有活力地发展，现在香港仍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当初大家还都没有预见到中国的经济能有如此持续、高速的发展，这也是许多人对香港发展前景作出错误判断的原因之一。香港这10年最有意义的经验是，“一国两制”得到了落实，中国政府放手让香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展，这是香港成功的根本原因。
富民博指出，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正面影响很大。一个例子就是许多中国大公司和大银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给香港的股市带来了繁荣，这增强了外国公司对香港的信心。此外，中国在2003年宣布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香港经济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关系主要是正面的，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将会带动香港的发展。10年来，香港作为东亚一个重要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外国大跨国公司目前还是很看好香港。因为它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法律健全完备，与国际完全接轨，人才优质充沛，生活也相当舒适，许多跨国公司都把香港选作亚太地区的运营中心。虽然有的公司在中国内地也建立了运营中心，但并不是简单地把在香港的中心转移过去，大多是增加了在中国内地的办公室，香港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对香港的未来，富民博相当看好。他说，现在全球都看好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香港自然受益。他以《财富》最近的人员调动为例，说明香港的价值。《财富》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将它负责亚洲新闻的主编从香港调往北京，因为北京是未来出大新闻和主要新闻的地方，但《财富》在亚洲的出版、发行和广告等部门仍留在香港，因为香港一直是做生意最好的地方，未来也是一样。
积极展望——
“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本报驻美国记者 唐勇
经历了10年风雨香港今后的经济前景如何？日前，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两位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陈志武和杰夫里·贝德。陈志武博士是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贝德博士目前是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
记者：香港和上海，谁会是今后中国的金融中心？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内地的重要性将如何变化？
陈志武：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许多人说，随着中国内地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绕开香港直接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但是中国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产业，竞争可以促进发展，因为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贝德：香港对整个东南亚来说是一个地区金融和商业中心，对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则发挥着经济枢纽的功能。上海是全中国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尤其在浙江和江苏地区影响巨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可自由兑换之前，香港作为地区金融和商业中心将始终走在上海前面。
记者：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目前，与伦敦、纽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相比还有哪些差距？怎样才能弥补？
陈志武：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其不足在于，其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来自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还太少。最近两年，在北美与西欧之间证券交易所的跨国并购非常盛行，面对这一挑战，香港必须在地理区域上向亚洲特别是中东国家延伸，形成自己的强强结盟。另一个不足在于，香港的债券市场还不够发达。
贝德：香港证券交易所是世界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纽约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都比香港的规模大，资本流动性也更强，对各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不过今后香港在吸引中国（内地）公司上市方面将继续保持很大的优势。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