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开篇：
大家好，每一个来到香港的人都会来到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到，10年前，我也同样站在这里，进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十年过去了，虽然眼前的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在百忙中接受了《杨澜访谈录》的独家专访，而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香港政府的礼宾府进行。
一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他最后的黄昏……
杨澜（以下简称杨）：我觉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号，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以下简称曾）：那天是非常忙的，还有又下雨，天气不太好。心情是比较紧张一点，当时见到很多新的面孔。香港殖民地已经一百多年了，离开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现在复返了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很激动的，很激动的，这是回归母体，这是愿望很多年，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些紧张的，但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我每天都去。
杨：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要继续地努力。这是我们祷告的最主要的目的。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任何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型的领结，从不戴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不会使自己显得太矮。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杨：但是像1998年在金融风暴中，要击退国际炒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选一个什么幸运的颜色？
曾：战斗的颜色。
杨：什么颜色？
曾：红色。
杨：红色，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战斗的颜色，对您来说。
曾：就是。
二
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曾荫权的仕途都陷入危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杨：这十年以来，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再回想到当时的那几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很痛苦，很痛苦。我首先要克服的是，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已经破坏了，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了，还有香港最后的结果什么样我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
杨：你也说过当时决定要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你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的斗争，当然一个方面是有金融的风险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您过去一直相信，政府积极不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政策，是一种叛逆吗？
曾：没有办法了，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
杨：但是当时的压力大到你会落泪吗？
曾：当然有几天，当时我自己认为香港努力的基础，就在我的手中输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能够允许我们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的事实，要不寻常的办法来做了。
杨：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呢，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他是要为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有这样的一个辩解。
曾：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他弱是他，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个不是游戏，是关于整个亚洲区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可以说，是他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这种风格的养成，自然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三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作为长子，曾荫权不仅要多干家务，而且经常要接受父亲的“棍棒教育”。
曾：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的，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民是一样的，我住的地方是宿舍，全部是警察，我父亲是警察，所以全部每一家是警察的，警察小孩子就每天受打的。
杨：警察的孩子会受打吗？
曾：警察有的是，一般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也习惯了打起来，父母有责任应该做的事情。
杨：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挨打的机会比较多对不对。
曾：他告诉我一点重要的建议，建议给一份工作做，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满意，做到最后，不能中途放弃，中途放弃就不允许，我爸爸是不允许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很深，反正我现在做事的习惯是这样。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曾：我妈妈是很聪明的，忘我地照顾我，所以理解我心理的情况。但是呢，她很早地去世，这个对我影响也不少。我在这个家是老大，责任很强，弟弟妹妹希望他们继续上大学，要做好做哥哥的责任。
杨：所以那时候你决定也作出自我的牺牲，就明明考取大学，但是没有去。
曾：那时自己成绩不是太好。
杨：但是毕竟放弃了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的，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有了，上大学，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你仍然会觉得一种亲切感吗？
曾：当然有，我爸爸最重要的愿望是我应该做警察，对我其他弟弟也是一样都做警察，所以我的弟弟做了警察，对他讲是很大的成就。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的推销员”日子里，有一个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她就是日后成为曾荫权夫人的鲍笑薇。鲍笑薇出身于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两人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
杨：我们注意到在您过去作为财政司长，连续六年向立法会要提交预算的时候，你的妻子都会穿上跟那个封面的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对我支持的，每一分钟每一件事对我最大的支持。我坐在现在的位置，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我很大的鼓励。最近的事，我派传单她跟我一起去。我在车上大选喊着口号，她也跟着我鼓励我。要照顾我每一件事情，对我讲我成功的最大部分是她不是我。
杨：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你们两个人来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有买什么样的表？
曾：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杨：您还开了自己的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啊？
曾：有几份做得不错，准备把博客内容做一本小说。
杨：已经可以出书了。
曾：我在准备，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对我的整个过程是很值得回忆的，有表明香港人的聪明，香港人的可靠，特别是老百姓的可靠。
杨：您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在博客里边写的文章。
曾：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两个小孩。我问他有一个小的，你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有没有去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他想了一会说，不好。
杨：为什么？
曾：他讲要爸爸带我去。哎呀，我心里感觉的是他们很信任他的爸爸。我最后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希望他也去过。这是我在博客写的，很感动的事情。
杨：这是不是也让您想到自己的童年，因为您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曾：是。我感觉我们当时六个孩子，有别人给我东西吃，最后我拒绝不吃，我妈妈感觉骄傲。
杨：那个时候你多大？
曾：两岁半。
杨：那时候已经知道拒绝别人给你吃的东西。
曾：不应该吃的，不应该接受的就不接受。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闲谈中，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四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97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曾： 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了，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
杨：为什么呢？
曾：他们讲这个人特别英国化，他是英国的角色。还有呢，是通过语言，公务员讲英文，思维要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心情还是有担心的。这个事我们当时要理解的。
杨：担心什么呢？
曾：会担心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做不做得好，领导是新的，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你看看1995年，《FORTUNE》（《财富》）讲的是香港已死了，“THEDEATHOF HONGKONG”。我目前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无数港人从曾荫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萌发对未来的憧憬。在他们看来，曾荫权的成功史，正是千万港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使得曾荫权与多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媒体的关系啊，最初您并不是突出的一个，在这些不同的方面，但是最终您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这秘诀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曾：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路外的迈阿密，最后他达到了目的地。当有人为什么会做到时，他讲，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做的，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个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所以这个当中对于你个人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这个变化发生不容易，对我讲是困难的。我一直是四十年的公务员的身份，就是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还有是用理性的方法。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但是做特首的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跟你说话，听来的事不太合理，但是对他们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我做了很多第一次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派我的政纲传单，跑到人群，跑上楼，每家每家拜访，每家同他谈，听听他对我政纲的意见，还有在情人节当天我都派送花，有人不接受，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不知道我做什么东西。还有是最后我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2007年的特首选举，因为有了对手间的辩论、竞争，被认为是“竞选经验颇为匮乏的香港”一次积极的尝试。
杨：当你的竞争对手，梁家杰先生提出，是否你会代表工商业的意见更多，而他希望能够代表比较贫苦的民众的时候，你脱口而出“香港不搞阶级斗争”等等，这是完全即兴的反应嘛，像这样公开的电视辩论，对您来说是一种压力，会让你紧张吗？
曾：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们香港从来没有做过事情，我们知道做了这个辩论以后，下一届的特首选举有竞争的辩论一定不能少，这个是很重要的发展。整个亚洲区没有这个东西发生，所有的总统总理选举没有这种公开电视辩论的，我们香港做的，效法那个美国人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做得不好，那么影响也不小，所以也胆战心惊地做这件事情。
杨：你对自己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曾：这个奇怪的事情，我的感觉。第一场过后，很多当时的评论也是，很明显的曾荫权输了，对方做得很好，一定输了；但是民调就不是一样的，曾荫权赢了，赢得了大约11%点，很奇怪。过后呢，我的同事说你应该是对他讲的不合理，应该回应多一点，强一点。所以第二场，我就是回应多一点，我认为我表现得不错，但当时民调告诉我，差不多一样，可能是我的对手好一点。所以我相信香港人希望我们要什么呢，要谦虚，要照顾别人，真正的价值观真实地体现出来了。所以政治评价员讲这个事情不可靠的。
五
杨：您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这十年。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记住很清楚的前途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可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很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
杨：而且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到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讲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个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所以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杨澜结束语：
临别的时候，曾特首将他身上所佩带的象征着“香港精神”的龙的别针送给了我。到底什么是香港精神呢？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成功只在眼前，这是香港；也有人说务实、应变、勤奋、精进，这是香港。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持这样的精神，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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