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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贿选”风波 换届后村领导班子成两派

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张家坟村村民高德民(化名)家收到了饮料、啤酒等礼品。  本报记者  周民 摄
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张家坟村村民高德民(化名)家收到了饮料、啤酒等礼品。本报记者 周民 摄

路村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内,选举期间发生过冲突。本报记者 周民 摄
路村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内,选举期间发生过冲突。本报记者 周民 摄

    今年6月,丰台区张家坟村村委会选举第二次投票前,部分村民收到了礼品;选举结束后,原村委主任拒绝让出办公室——村委会成员选举在争议中完成。在房山区路村,换届完成后,村领导班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是什么,使两个村的选举如此风生水起?选举的背后,候选人在追逐什么?

  选举前派送“礼包”

  6月17日中午,三四个人开着小面包车来到丰台区张家坟村高德民(化名)家门口,他们二话没说就搬进一箱雪碧、一箱燕京啤酒和两条红塔山烟。

  卸完东西后,来人对高德民说,他们是为老四的竞选而来。

  老四是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原村委会副主任刘春民,送礼人之一高秀玲是刘春民的五弟媳。

  6月18日,张家坟村委会选举第二次投票开始。在6月6日第一次投票中,原村委会主任王淑琴677票,刘春民722票,但因票数均未超半数,须再次投票。

  这一次,高德民将票投给了刘春民,此前他投的是王淑琴。高德民说,刘家送的礼挺重,不选他不合适。不过身为党员的他的老伴未改变主意。

  当天选举结束后,刘春民以800多票当选,王淑琴以500多票落选。王淑琴认为,刘春民派人在选举前一天大批送礼,让很多人改变了主意。据她了解,当天刘家开着车送了一天礼,花费6万到8万元。

  王淑琴称,此前刘家还多次请村民吃饭,布置选举事宜。高德民证实了王淑琴的说法,他爱人是党员,曾两次受刘家邀请去吃饭,均拒绝了,最后刘家还是送了礼。

  对请客送礼拉选票的指责,刘春民矢口否认。不过,刘春民未否认五弟媳高秀玲送礼一事,他说自己不知情,他还以不知高秀玲电话为由拒绝记者联系高。

  刘春民也提出,王淑琴在选举过程中曾请客吃饭、送烟。一位村民证实请客的说法,王淑琴也承认这一点,但她强调是在刘春民之后。

  张家坟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国称,选举过程中,他接到多位老党员的电话,他们称有些候选人送烟酒饮料、请客,老党员们对此看不惯。

  不过,在张家坟村,喝着免费饮料过夏天的不止高德民一家。

  土地开发的利益分配

  张家坟村位于丰台区长辛店镇,去年该村村民年均分配收入8482元,村委主任一年收入32000元。

  一位村民说,对普通村民而言,村委会主任的收入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要花七八万元送礼拉票,就相当于一下花完了一届3年的工资。

  在多位村民的印象中,2004年及更早以前的选举,并不像今年这届选举激烈,也没有请客送礼的事。今年这届候选人的动机,村民指向了正在进行的土地开发。

  张家坟村离京石高速第一个出口约5公里,交通便利。继村里首批300多亩土地进行商品房开发后,2006年,张家坟村又有500多亩土地被确定开发。开发商给每亩地补偿65万元,这样村集体将获得3亿多元的补偿金。

  马建国书记说,第二批土地开发在上届村委会任期内就已确定,不过补偿金向村民的分配方案尚未确定,镇里确定待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再确定。分配方案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共同商讨决定。

  村里的党政一把手对村务都有很大发言权。有村民指送礼拉票实为借土地开发谋私利。对此,刘春民说,他竞选村主任是想为村民做更多实事。

  不过,据村民反映,刘春民曾在担任小组长时多次将土地租给自家亲属,部分亲属因此获利。其中一桩发生在2001年,当时刘春民将水库院内约9亩地及房屋租给岳父仇文芳,租期30年,年租金4500元。2004年,仇文芳倒手将部分土地和房屋租给一家装修公司,年租金4万元,仅此一项年赚35500元。

  选举的尴尬收尾

  张家坟村的选举结束后,村领导班子间的交接并不顺利。

  6月18日,王淑琴,这位“原村委会主任”拒绝搬出以前的办公室。她还拒绝交出村委会公章和账目。

  已做过两届村委会主任的王淑琴坚持认为,刘春民是靠送礼获胜的。在拒绝交接的同时,她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

  镇里和村里两级党委出面做王淑琴的思想工作。后来,54岁的王淑琴说她想明白了:“我都这岁数了,还争什么呢!”26日,王淑琴交出了公章和账目。

  41岁的刘春民真正当上了村委会主任。不过,他的办公室仍是原来当副主任时的那间。王淑琴仍拒绝交出村主任办公室。

  借竞选掌控企业利益

  张家坟村靠近城区,土地备受开发商青睐。而在不靠近城区的房山区琉璃河镇路村,村委会选举同样进行得不平静。

  原村委会主任贾国林说,选举中有人抢选票,有人威逼村民。“有人把竞选搞乱了。”

  贾国林的矛头直指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秋生及幕后支持者村党支部副书记郑庆文。

  郑庆文一直在外做企业,有两个食品厂、一个车队、一个陶粒砖厂。4月份,他回到村里,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代表一股新生力量,想将企业引进村里。

  村党支部书记张保国,在村里当了24年支书,他支持58岁的贾国林。在张看来,郑庆文是想借村砖厂发展个人的砖厂,又可卖产品给当地人。

  郑庆文、王秋生和张保国、贾国林之间两股新旧力量,“势不两立”,矛盾已在村委会公开化。

  郑庆文说,在路村,老书记张保国有绝对权力,支配土地、财务、项目合作。怀疑老书记账目有问题的郑说:“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他说自己不会昧着良心做事。

  郑庆文称,张保国在村里搞了两个厂,花了村里百万结果全倒闭了,“赚了钱的是自己,赔的却是老百姓”。

  两人的指责和辩解扑朔迷离。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村主任和村支书对村企拥有绝对权力。

  家族利益的诱惑

  路村新当选的村主任王秋生说,他竞选成功后还有一个目的———改变张、翟两姓控制路村村委会的局面。

  据介绍,路村村委会现在主要部门负责人都是张姓和翟姓。“村里小姓的人都看不惯他们一家人把持村委会,想尽力改变。”

  这也是郑庆文的想法。郑庆文说:“村里的小姓也要争取发言,不能让张、翟一直把持着路村,我们也想干点事儿。”

  路村人口1200多人,村里有张、翟、贾、王、郑等姓氏。其中张家的前人曾过继到翟家,张、翟其实是一家人。

  在村委会,会计翟淑英是张保国的叔伯妹;电工组组长翟勇,广播室、门卫张文军,负责卫生的翟成都是张保国的叔伯兄弟。张保国还曾将砖厂让翟成承包过。原村长贾国林是张保国的表兄弟。

  张保国承认在村委会里的家族力量。不过,他说:“村委会都是由我们5个人撑着,也都是为老百姓做事,没有不干活的。”

  郑庆文说他不希望这种局面继续。

  此次换届选举中,郑庆文和王秋生都如愿出任了村领导班子的主要职务。

  “贿选”的认定之困

  直到7月3日,丰台区张家坟村村委会,落选的王淑琴,仍坚守在村委会主任办公室。王淑琴不服的是,她觉得送礼影响投票的事实很清楚,但上级政府却说必须抓住候选人自己行贿才能认定。

  专家指出,贿选确实存在认定难的情况。另外,专家建议加强制度建设,使村干部无法外利益可图,以遏制不正常行为的发生。

  贿选调查认定难

  6月28日,丰台区张家坟村,王淑琴将办公室里外都打扫了一遍。

  这位“原村委会主任”仍未搬出以前的办公室。

  不让出办公室,是王淑琴的最后一张牌。她之所以打这张牌,是因为她在等待一个明确结论。

  在村委会选举结束后,王淑琴曾向长辛店镇和丰台区两级政府反映情况,指责刘春民送礼影响了选举。两级政府都没有给出明确结论。

  《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王淑琴认为送礼的情况很明确,但上级领导说必须要抓到候选人亲自给选民送礼,才能认定贿选。

  长辛店镇选举办公室工作人员曾调查过相关情况。据张家坟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国讲,调查人员找到送礼人,但送礼人不承认是受候选人指使。调查人员说这样无法认定是贿选。

  “贿选确实存在认定难的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袁达毅说,比如,候选人以前从来不请或很少请大家吃饭,在选举期间找由头请大家吃饭,顺便谈谈选举的事,这种情况就不好认定。

  袁达毅同时指出,有些贿选也很容易认定,比如,选前给村民物品,并要求村民把票投给自己或某一候选人,是明显的以物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贿选行为。

  对张家坟村选前出现的送礼行为,袁达毅认为,即使不承认受候选人的指使,也应当认定为贿选。他认为长辛店镇政府调查人员在认识上存在一定偏差。对此,长辛店以及丰台区选举办未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京城疑无确认的贿选

  看似贿选的行为却没有被认定,王淑琴正是因此不服选举结果。

  据长期关注基层民主选举的袁达毅教授讲,从2001年北京开始直选村委会以来,他尚未发现一例被政府认定的贿选案例。

  今年是北京村委会选举的第三次直选,从网上公开的资料看,目前北京尚无任何被政府认定的贿选行为。房山区民政局副局长杨秀东证实,该区历年来均无被确认的贿选行为。

  一个事实是,类似张家坟村选举请客送礼的案例不断被媒体曝出。这与未见贿选案例形成鲜明反差。

  袁达毅认为,部分政府部门对贿选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这又使得选举乱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出现并有蔓延的迹象。

  另一个现实是,村委会选举中选举人与被选举人间直接互动的平台并不健全。丰台区张家坟村一名村干部说,现在很多村里连广播都没了,候选人缺乏和选民沟通的途径。

  专家建议加强制度建设

  据袁达毅介绍,在2001年的基层选举中,基于利益的纷争也不少见,但大多是质疑选举过程是否符合程序,质疑贿选而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况极为少见。

  对于张家坟等村出现的选举问题,袁达毅的看法是,村民已越来越认识到手里选票的重要性。

  在袁达毅看来,少数人热衷于在选举中做“小动作”,更深层的问题是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不完善。他认为应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使村干部无法外利益可图。

  “大家争的东西就两个字‘利益’。”袁达毅说,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利益是多种多样的。看得到的物质利益,如土地承包或出让的收益、集体企业承包、矿产资源开发、用工等,还有一些其他利益,如很多村民把当村干部看作是个人和家族的荣誉;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可以为本家族或支持自己的人说话,等等。

  另一方面,袁达毅提出,对于选举中的不正常行为,一旦出现,坚决打击,否则就会蔓延。他说选举中的不正当行为不但影响结果的公正性,而且影响选民对选举结果的认同,挫伤选民积极性,破坏选举制度的实施。

  本报记者 王一波 田乾峰

(责任编辑: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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