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分子”破格进中大 自嘲是“老愤青”

郑植河（前排双手托腮者）与大学同班同学摄于1981年。

　　“我们这一代是活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因此活得特别沉重、很悲壮。像我，经历过“文革”动乱、当过“反革命分子”进了监狱。毕业后生活同样很坎坷，现在有时仍然还是很烦躁，看不惯一些人和事。我依然是个“老愤青”。——郑植河”

　　“愤青”

　　压抑年代爱读书

　　奥一网　我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高一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靠着工资三十七块三毛，把我们拉扯大了。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文革”对我的家庭也没有带来直接冲击。

　　但是，那十年，让人活得特别压抑。物质上极度贫乏，精神上也相当的苦闷。对正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谈恋爱想都别想。男女同学走路，中间能开过一台大卡车。

　　我初、高中在韶关北江中学度过。“文革”开始几年，中学停课、学生“造反”。1972年后，教育秩序一度恢复正常。我记得，读初中一、二年级时，所有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到了初中三年级和高中，就实行闭卷考试。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这种学习氛围，有没有真材实料，一考就知道了。但是，1973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下子让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绝望了。

　　我的中学同学李小益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干部家庭。初二时，随父母调到韶关。他音乐、数学、英文都很不错，诗词写得特别好。我俩、再加上另一位同学原满韶，关系很好，喜欢看书，经常互相借书看，其中有一些是受批判“禁书”，比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等。那时，因为反“苏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不让唱，但我们偷偷地学着唱。这首歌都成了我们高中时代的流行歌曲了。

　　在那个压抑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轻人变得叛逆，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三个就特“愤青”。

　　入狱

　　夜贴标语支持“四五运动”

　　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时，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要工作几年后由组织“推荐”。我被分到韶关耐火材料厂，原满韶去了韶关柴油机厂当工人，李小益去曲江县大塘公社的一个知青点务农。虽然分开了，三个人还经常聚在一起。

　　1976年，大约4月7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4月8日，李小益从知青农场回来找我，我们说起“四五运动”，非常气愤，明明是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却被叫做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俩就商议着要做点什么，表示对“四五运动”的支持。

　　我们的行动定在4月11日。那天晚上10点多，我和李小益骑着单车出来，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我们选择了韶关市区几个平时人流多的地方，一个人动作迅速地往墙壁上贴标语，一个人用雨衣遮挡。一个半小时内，贴了20多张标语。

　　我们张贴的标语上写着“伸出医国的手，重整山河”、“……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第二天一早，这些言辞大胆的标语，果然在韶关市引起了巨大轰动。韶关有关方面立即开始全市摸查、抓捕“四一二事件”的案犯。事发后一个月，我们被逮捕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做这件事，我们并非是有什么先知先觉、大智大勇，只是比较爱读书、爱思考、胆子也比较大一些罢了。毕竟，我们这些“愤青”才十七八岁。

　　我和李小益、原满韶，以“张贴反动标语、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被拉上街批斗二十多天后入狱，李小益被判处死缓，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我们这个案子，是1976年广东省因支持“四五运动”被判刑最重的。贴标语仅仅是我和李小益两个人，一起议论的只有原满韶。但当时有关部门却要查出一个“四一二反革命集团”来，因此牵连了一些与我们三个有关系的同学、亲友。

　　平反

　　考大学机会得到补偿

　　我们关在韶关监狱仅仅5个月，就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这无疑给我们注入了新生的希望。老百姓的眼睛雪亮雪亮的，连狱警也同情我们：我进监狱不久就把我调入了医训班，医训班毕业后干脆让我不用去劳动，专心写申诉材料。直到1978年11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你出狱了。

　　坐牢整整两年半、30个月。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只是很开心，因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主持工作；1977年，全国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出狱后，韶关市为我们三个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平反大会。我回到原来的厂里上班。省里的领导来韶关看望我们，问我们对今后的想法：如果想工作的话，可以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工厂。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三个想都没想，立即要求：上大学。

　　在狱中，听说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动，可是我根本没可能去考试；到我们出狱时，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因蒙冤入狱而耽误高考的。平反后，应该补偿我们一次考大学的机会。

　　没过几天，有关方面通知我们：可以参加考试。考前，我们三个填报志愿，都选择中山大学。出于政治抱负，我们选择的专业都是文科，我填了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学系，原满韶是历史系。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关在家拼命复习。

　　考试安排在韶关市委招待所，一人一个房间，卷子是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考副题。我现在唯一只记得有一道考题，是“郑和下西洋”的名词解释。其他内容都忘了。总之，考题对我而言，不算太难。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三年没碰过课本。幸好，中学基础还算扎实。再说，我在监狱里也经常看书看报。

　　大概过了一周，我们就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试分数没有告诉我们，我知道这个并不重要。

　　（旁白：1978年11月30日的《南方日报》报道了郑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运动”入狱，平反后被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文中说，他们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他们被破格录取到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英雄”

　　大学里不受崇拜

　　1978级中山大学中文系约100个学生，分成甲、乙、丙三个班。我在丙班。

　　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录取的，同学们大多知道我在1976年因为支持“四五运动”被捕入狱的事情。当年的报纸把我和李小益、原满韶写成是“四五运动英雄”，但同学们并没有把我当“英雄”看待，大家关系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种盲目迷信崇拜已经逐渐在改变。

　　当然，有个别同学认为，像我这样被破格录取的大学生，是因为造过反，后来受照顾、收进大学的。而其他大学生是真正通过考试闯出来的。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北江中学本来就是粤北的重点学校。如果真的让我像大家一样，有充分的时间复习、参加高考，分数大概不会太低的。

　　经过韶关那段近乎“死里逃生”的经历，我在大学里比较沉默。

　　但我骨子里依然是个“愤青”，依然很关心时事，有时会为某个政治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同学争个你死我活。

　　班上的“愤青”还有不少。当时，我们中文系的课程比较简单，教材还是留有“左”的色彩。像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大家，基本不在视野；徐志摩、胡适等是反面批判对象。重点还是“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我记得，在一次现代文学课上，有个观点比较激进的同学对老师说，孙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没写出什么好作品。

　　拐点

　　77、78级是沉重的一代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韶钢，负责宣传报道。其间，到深圳、珠海出差，我被这些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活力吸引了，决意离开国企。1987年，到深圳一家报社，当了8个月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到深圳旅游局，成为中国第一批星级酒店检查员。2005年，我自己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从政、从商、从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经历过种种事业上的挫折，现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经常对我的部下和朋友说一句话：如果比发财的同学，我要跳右边的河；比升官的同学，我要跳左边的河。所以，千万别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实，大家的处境不同，与大学后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有关，这恰恰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三十年来日趋的多元化。

　　有人只看到77、78级大学生今天的功成名就，很少去关注他们风光背后所经历的磨难。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是活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因此活得特别沉重、很悲壮。像我，经历过“文革”动乱、当过“反革命分子”进了监狱。毕业后生活同样很坎坷，经历过事业的失败，现在有时仍然还是很烦躁，看不惯一些人和事。我依然是个“老愤青”。

　　◎　口述人·郑植河

　　生于1958年，广东韶关人。初中、高中就读于韶关北江中学，毕业后进入韶关耐火材料厂当工人。1976年4月，郑植河与好友因支持“四五运动”被逮捕入狱。1978年平反后，广东省招生委员会破格录取他们进入中山大学，郑植河成为1978级中文系学生。现为深圳市之河酒店管理咨询公司执行总裁。

　　■　名词解释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5日，北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遭到“四人帮”镇压。“四人帮”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定性为“革命事件”，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