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授联名致信中央：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体失语

　　体制不顺影响农民收益

　　2004年，“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在一篇《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最近，“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淮北、甘肃考察期间发现，在西部地区，乡镇一级已经开始无法运转，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一级政府无法起到主导作用。而农村中，青壮年男性大量流出，留下老人、妇女、儿童。

　　调研组在甘肃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大多表示“知道一点”、“听说过”，甚至有高达20．8％的农民根本没听说过新农村建设。

　　根据调研，虽然有近47％的村民关注的是生产发展，但是，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认为，现在农业的产值越来越低。这已经不同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当时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尽管如此，66．5％的村民认为，缺少资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困难，其次是缺少技术、灌溉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差、劳动力不足、销售困难。对此，中央政府也果断地逐年加大支持“三农”的支出——2003年为2144亿元；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7亿元；2007年为3917亿。

　　但是，这样一条递增的曲线中，农民最终获益甚少。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有学者形容这是“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

　　叶敬忠领导的调研组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条块分割。扶贫系统有扶贫的安排，水利系统有水利的安排，“中间没有太多的监督，没有过程的管理”。

　　“现在的农业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开始、结果，对实施过程监控很少，很难知道实施中是冲突还是合作。”叶敬忠说，“这不像国际上一些农村发展项目，有一个专门机构在监督、规划、实施。”

　　即便如此，要让9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按照目前的行政体制，这种支农资金又不得不按照这种固有的渠道投放。

　　这种路径依赖，正如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中所言，导致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计划中的建设资金受到条块分割的限制，加之地方政府统筹条块资金的能力有限，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需要组织

　　叶敬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调研中他从没有这么悲观、又从没有这么欣慰过。“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村民对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

　　调研数据显示，三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5年内可以完成，半数的农民认为10年内可以完成，八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20年以内完成，很少一部分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需要20－50年，甚至50年以上。

　　这种对新农村完成时间的乐观预期甚至让叶敬忠都有几分惊讶。他们的调研组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理解的新农村都是以建房子为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新农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齐的新房，地方组织各村干部到试点村去参观考察回来讲述的也是新房，甚至各地政府开展的建房、修路、改善村容村貌，更加固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认识。

　　“预期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越短，这种潜在的失望就越大。”叶敬忠忧虑地说道。2006年11月初，叶敬忠和中国农业大学其他四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呈送了调研报告。10天后，这份报告就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

　　面对组织化程度薄弱的中国农民，这些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吁的学者，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能够有一种组织化渠道以供意见表达。

　　“政策制定的时候，必须要让农民组织化，通过行业协会等参与进来，不光从经济上，还要从政治上参与决策、影响决策。”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7年6月24日，在茅于轼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这位78岁的老人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善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般要十年甚至更长。”

　　（本报记者邓瑾、赵小剑、徐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