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四种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思想是非型矛盾、利益得失型矛盾、差异互补型矛盾、交叉复合型矛盾等等。重视区别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关于思想是非型人民内部矛盾

　　思想上的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经常和大量发生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在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把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经验的一个总结，它同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生活中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法，是根本对立的。

　　历史经验表明，用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不但不能克服错误思想、使思想真正统一起来，反而可能使正确思想由于被认为是错误思想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以至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从而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各种诉求相互博弈，尤其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是非矛盾，既要讲是非，又要讲团结；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宽容；既要讲统一思想，又要讲解放思想，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二、关于利益得失型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表现为思想上的是非矛盾，而且表现为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除了着重谈到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以外，还谈到了人民内部各种物质利益矛盾。例如他说：“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说到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就国家和工人的关系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就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来说，“必须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不像苏联那样，“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就国家和工厂的关系来说，“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刘少奇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十分重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他列举一系列事实，如：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房子住多了，我没有房子；评你升了级，不评我升级；如此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分配问题，“都属于生产关系”，“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

　　由此可见，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人民内部矛盾都归结为思想是非矛盾，不能简单地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我们还必须重视用经济的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得失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和暂时的矛盾，我们党历来强调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是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得失矛盾的基本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专列一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民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一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改革，从一定意义说，就是对人民内部利益的调整。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由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由于人们劳动和经营能力的不同等等，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个人之间在利益上必然存在得失、多少的矛盾。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是最大的统筹兼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所实行的“五个统筹”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坚持的“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理念，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统筹兼顾方针的运用和发展。

　　三、关于差异互补型人民内部矛盾

　　有些人民内部矛盾既非思想是非矛盾，也非利益得失矛盾，而是差异互补型矛盾。例如：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写意与写实、工笔与泼墨等等，属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差异，而差异也是矛盾，但不同于是非矛盾，也不同于利益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型关系，可以称之为差异互补型人民内部矛盾。艺术上不同风格之间的关系、科学上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医学中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我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和参政党、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等等之间的关系，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形。他们之间在有些问题上会有是非问题、利益问题，解决这些是非问题、利益问题也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但是，总体上不能把这些矛盾归为是非矛盾或得失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总的方法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存共荣。具体地说，在指导艺术和科学发展问题上，我们党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中医和西医关系问题上，我们党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我们党采取团结和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方针；在处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党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如此等等。归结到哲学上，就是一和多的关系，同和异的关系，一中有多，同中有异，这样，世界才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世界才成其为世界。

　　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谈到艺术规律，说：“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起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的十二大在肯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又提出坚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邓小平说：“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四、关于交叉复合型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其中既有思想是非矛盾，又有利益得失矛盾，还有差异互补矛盾，因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此外，还有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带有综合性，交叉有是非问题、利益问题、差异问题，可以称之为交叉复合型人民内部矛盾，例如人民内部有时发生的某些群体性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矛盾一般都同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像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项工作中侵犯了部分群众的利益，引起矛盾纠纷；这种情况往往又同人们认识上的是非相联系，处理利益矛盾时领导人员犯有官僚主义，作出错误处置或某些群众不顾大局，提出不合理要求，利益矛盾就同是非矛盾交叉在一起，使矛盾变得复杂起来。因此，解决这种矛盾就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包括利益调节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法律的方法，等等，而不仅仅是某一种方法。又譬如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产生的原因也相当复杂。其中既有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原因，又有某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的作风原因；既有政策本身不完善的原因，又有某些群众要求不尽合理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原因，又有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因。因此，解决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不能不讲是非，不能不讲利益调节，也不能不讲体制改革，不能不讲制度和法律建设。

　　总之，研究人民内部矛盾如同研究一切矛盾，必须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凡属思想是非矛盾，应当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凡属利益得失矛盾，应当坚持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去解决；凡属差异互补型矛盾，应当坚持用“共存共荣”的方法去解决；凡属交叉复合型矛盾，应当坚持用综合的方法去解决。(杨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