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警惕日本对台政策

　　史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致力于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协议，是规划中日关系未来的共识

　　文/王泰平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引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全面胜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告终。

　　70年后在回顾中展望未来，人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希望今后的两国关系能够沿着互利互惠的道路和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日方试图向“普通关系”过渡

　　1972年实现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中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以战胜国的大度和战败国的歉疚为思想基础的“特殊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加紧走向政治大国的背景下，意欲与我建立以“国益”为基础的“普通关系”，并时而在历史和台湾等问题上，挑战双方达成的协议原则，导致中日关系矛盾和摩擦增多。

　　在日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使东亚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史上实力始终不对称的格局，日本在战后亚洲经济地图上独占鳌头的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新现实，日本执政者缺乏心理准备，失落感、危机感交集，乃至视中国为威胁或潜在威胁，成为中日间矛盾和摩擦增多的内在原因。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首相小泉接连六度参拜靖国神社，标志着进入权力核心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以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为社会背景，已改变对华关系的所谓低姿态，急欲消除双边关系中历史积淀的感情因素，以“普通关系”取代“特殊关系”。同时，也说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使自己的国家最终摆脱战败国束缚、重新获得政治大国地位的努力中，如何处理日本内政需要和外交矛盾，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问题不可回避

　　现任首相安倍上任伊始，即出访中、韩，修复小泉造成的外交破局，说明他认识到历史问题不可回避，硬顶顽抗，没有出路。

　　安倍上述外交举动是迫于内外压力所作的明智选择。中方抓住日本政局更迭的机会，因势利导，坚持原则，灵活应对，为实现安倍访华、打开中日僵局，创造了条件。改善中日关系，互有需要，双方良性互动，局面为之打开。

　　但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仍不太稳定，前途充满变数。在症结的历史问题上，中方不会放弃一贯而明确的立场和原则，而安倍的态度也十分清楚，他不会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作进一步的表态。正因为中日双方在关乎两国关系政治原则的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安倍的“模糊战术”时时刻刻都使中日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究竟是一副能克服中日关系政治障碍的长效药，或者只是一个短命的“缓战牌”，须由时间来证明。

　　更多的人期待安倍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不会不顾小泉外交的沉痛教训，不能不重视本国财界关于对华“改善政治关系、促进经贸发展”的诉求，也不会轻易勾销自己施政后的外交得分，任由其历史观支配行动，为此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意图

　　经过中日政府首脑互访达成的致力于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协议，是规划中日关系未来的共识。“战略互惠关系”是由日方提出、而为中方接受的提法。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标志着中日关系正在走向成熟。

　　安倍倡导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意在改变日中关系的特殊性，并捞取战略上的利益和更多的经济实惠，把日中关系置换为以“国益”为基础、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以“有予必取”为条件的“利益交换关系”，以完成日中关系从“特殊关系”向“普通关系”的过渡。

　　安倍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中国关于日本和平发展的积极评价，以减少其改革国内体制、走向政治大国的阻力；平稳结束对华政府援助（ODA），不留芥蒂；维护其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并占取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尤其是国家级大项目；在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换取中方支持，至少是不反对；长期保持与台湾的实质关系，维持台海“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现状，以从两岸获取最大利益，并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在共同开发、利用东海资源方面，争取获得中方较多的让步；借重中国，解决朝核问题和日朝关系中的难题。

　　上述日本对华政策目标，是日本急欲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从中方来看，调动日本的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甚至可能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有利于把对日关系这盘棋下活。

　　牢牢掌握两国关系大方向

　　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经35载。其间，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绕中日两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代更替导致各自政坛结构不断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冷战结束后，以“国益”为基础处理国家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的取向。许多国家为维护和追求自身利益，均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外交”退潮，蕴含“互利”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得到空前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处理与他国关系实践的指针。

　　但应看到，在中日关系的过渡时期，因有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有实际利益的竞争等，两国间频发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状态可能持续10年到15年。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个阶段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期，是决定中日关系前途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重要的是，要把处在过渡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特征看透，不受一时一事左右，时而喜，时而忧；需要从战略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冷静而慎重地处理现实的分歧，确保中日关系在过渡时期保持基本平稳。

　　认清共同利益之所在

　　互利互惠和共同利益是中日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动力。要看到彼此有予有取，相互获得利益，促使日本更多地认清共同利益之所在，为扩大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努力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国家间的交往强调“互利互惠”、“共同利益”，并不意味可以忽视民间友好，反而应更加重视。民间友好交流根深叶茂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进一步扩大民间交往，尤其是青少年交往，加强文化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培育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对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现在，相互间国民心理上都存在着缺失，相互了解不够，相互信任不够，甚至有不少误解和偏见，更需加大交流的力度。充分利用和调动双方对扩大民间尤其是青少年交流的积极性，全面规划，使交流机制化、规模化、恒常化，使友好的信念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历史问题关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乎亿万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也是匡正日本走向的重要手段，决不能“一风吹”，要继续坚持原则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但同时应看到，历史问题是旷日持久、需要几代人消化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但不是惟一的问题。对日本执政者来说，在历史问题的处理与现实利益的把握之间，权衡利害，找到平衡点，才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最大“国益”。

　　而日本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科技开发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许多独到之处，值得中方学习和借鉴。

　　中日两国的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相互补充大于竞争，合作潜力巨大。继续扩大与日本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应长期坚持下去。

　　今后，双方应继续以“国益优先”为原则，以“市场利损”为进退和取舍的标准，排除感情因素，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务实地开展中日经贸合作。

　　发展中日经贸合作，还可收到“以经促政”的效果。在日本对外贸易的中、美、欧三大板块中，中国市场的地位空前飙升，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伙伴，增加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今后，中日间的经贸往来越发展，就越能推动政治关系的稳定。

　　警惕日本对台政策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感情上倾向台湾，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台湾，在利益上又与台独势力有交汇点，并视台湾为对付中国大陆的一张牌，从内心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

　　缘于地缘政治和种种利益考虑，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虽然或明或暗地搞了不少小动作，但总的来说，一直相对谨慎，没有突破日台间的“非官方民间关系”框架。不过，日台间一直有暗流涌动，需要以中日“三个文件”为武器，规范日方的行动，防止其出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单方面将台湾海峡纳入其所谓的《周边事态法》的区域之内，纳入日美安保防卫范围之内，试图藉此形成对中方的威慑和牵制，以谋长期维持台湾与大陆事实上的分离状态，得以在台湾和大陆之间获取最大利益。

　　从宏观看，日本对台政策不仅受制于中国，而且受制于美国。建立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争取实现三边良性互动，也许是约束日本对台政策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