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农业生产不是重心

　　在低门槛的登记注册为农村组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些企业以合作社的名义登记注册。“在工商注册以后，合作社有法人地位，可以从事经营活动，登记注册也更为便利，没有最低保障金要求等多方面限制，这样就存在一种可能，会有一些企业以合作社的名义注册。”温铁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虽然合作社法中对于合作社成员的构成有规定，要求农民要占到合作社成员的80%，并且进一步规定，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5%，但是这些条款也并不能避免少数企业控制、操作合作社。

　　对此，温铁军表示，一定要谨防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也不能以单纯农业生产作为合作社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东亚其他国家的小农合作社，还是欧盟的合作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最后都是不成功的。以世界范围的经验看来，95%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合作社最终是不成功的。”温铁军说，在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农业生产不应该是主体，农业合作社应努力在购销、金融、技术等方面给农民提供服务。

　　“合作社建立一种制度层面的突破，合作社不能仅仅肩负帮助农民致富这一个目标。合作社有培育农民合作、组织能力的功能。”温铁军说。以往农村协会的功能以社会功能为主，而合作社是集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合作社可以发挥团结，鼓励人心的作用。“所以，对合作社，一定不能以经济成绩论英雄。”温铁军说。

　　合作社功能的升级版

　　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更让李凡担心的是，农村组织会与村两委关系处理得当，会更加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但如果基层政府不能以积极的角度看待农民组织的发展，将十分不利于实现新型村民自治。

　　据李凡分析，村委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合法存在历来无需在民政部门、更不必到工商部门取得登记。但是，其本身缺乏严格界定的独立财产和法人地位，村委会能否独立从事民商行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承担何种民事责任，是不能不有所疑问的。

　　这样看来，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改革各行其道，都难以成功。单纯就村委会来说，两头受气，也是因为功能过于单一，无论为上级政府代收代缴，还是仅仅维持自身的运作，办些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委会都必须直接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资金筹措殊为不易，更容易导致干群的对立。

　　与主流并存的自然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感到遗憾：小农是市场的弱者，需要合作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合作权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中国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20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迟到了20年。

　　“合作社在实现其经济功能之外，甚至会波及到基层民主中的选票问题，社员本身就是经济共同体，自然也就成了选票汇集中心，这与传统的家族式选票集中形成了新的挑战。”李凡坦言，经济协会一样起到维权作用，在村民权益受到损害的同时，合作社依然可以承担一定的治理功能。

　　“尽管有了制度性安排，短时期内将农民组织起来，还很难，恐怕得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李凡说。

　　国外农业合作社概况

　　丹麦：98％的农民都是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个农户平均参加3.6个合作社；

　　法国：90％以上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80万农户中，有130万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

　　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

　　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达90％以上；

　　南美的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都是合作社社员；

　　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占30％－60％；

　　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入社农民达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