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等能源资源价格持续保持高位,造就了我国中西部资源产区一批财政富裕地区和依托资源致富的“富人”群体。
记者近日在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等地的煤炭主产区采访时看到,与更大范围或其他地区的贫富差距现象相比,资源产区的“县富民穷”、极贫极富现象更集中、更普遍,也更值得关注。
“产煤大县”贫困居民守着煤山无煤烧
山西省柳林县是全国最重要的主焦煤基地之一。记者在这里看到,从矿区通往外部的公路两侧,很难见到运煤汽车颠簸洒落下的小块煤渣。当地人告诉我们,不是没洒落下来,而是被附近的居民捡回家烧了。尽管路边的煤渣已经很少了,隆冬时节,路上还是偶尔可以看到捡煤渣的老人和孩子。
在南方最大产煤省贵州省的一些矿区,居民们因为烧不起煤而上山打柴烧,导致生态恶化,群众说:“煤也挖完了、树也砍光了。”据贵州省湄潭县林业部门调查,最近几年,全县有2万户农民因煤价上涨回归烧柴的生产生活,湄潭县是生态建设示范县,其森林覆盖率已达50%以上,照此下去,再过5年,生态建设将又会倒退到“十五”的水平。
内蒙古准格尔旗号称“全国产煤第一大县”,年可生产原煤近800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28强。因为距离市场远,在全国煤价飞涨的时候,这里的煤炭价格始终没有突破150元/吨,多数时候在每吨五六十元左右。即便如此,一些非产煤乡村的居民也常常因烧不起煤而为过冬发愁,牛粪、柴草、秸秆是村民们取暖、生火的主要材料。甚至在煤炭价格高涨之前,这里农村中小学生们寒冬里“硬挺”过冬、因缺煤被迫“放寒假”的现象并不鲜见。
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村民韩春梁,在附近的个体煤矿打工已经8年了。他说:“以前一吨煤卖20多块钱的时候,下矿井挖1吨煤,老板给矿工开3块钱,现在1吨煤卖200多块,下矿井挖1吨也就挣3块5毛钱。别看我们天天挖煤,可是到了冬天家里也舍不得买点儿煤烧。”
“煤与非煤”的二元结构引人注目
在山西省吕梁市、临汾市等全国重点产煤地区,产煤县与非产煤县之间的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指标差距迅速拉大。有的县在组织出国考察的同时,相邻的县却在为办公经费发愁。一方面是产煤乡村、与煤炭资源“沾边”的居民收入直线上升,一方面是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非产煤乡村脱贫无路。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外,一个“煤与非煤”的二元结构越来越引人注目。
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导致的“二元结构”,在西部地区造就了一批“富裕的贫困县”。近几年,依托煤炭的山西省柳林县、陕西省神木县、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依托石油的陕西靖边县,依托火电的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纷纷脱颖而出,走进所在省区乃至全国前列,同时却因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而戴着“省级”、甚至“国家级”的“穷帽子”。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贫困”在更多时候体现为“患不在寡,而在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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