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仍在抗战 三个“慰安妇”的一生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目前只能容纳研究中心现有资料的五分之一。图为前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慰安妇”林亚金（左），韦绍兰（中）及其日本血统的儿子（后），万爱花（右）

62岁的“日本仔”直到最近才不恨妈妈 赵昀／图

袁竹林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纪实作品《烟花三月》中的主人公　图片由苏智良提供

林亚金选择远离人群，在山沟里住了几十年 赵昀／图

日本“慰安妇”资料馆中的加害者资料 图片由苏智良提供

　　她们仍在抗战 三个“慰安妇”的一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朱晴依 发自上海袁竹林拒绝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这2万美元的抚恤金，一个月后，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去世

　　她们曾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慰安妇”。对她们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来自身体与心灵的伤痛，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刹那方能终止

　　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

　　资料馆展示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历时15年调查研究所得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里的富士山木雕、门板等实物证据，还包括当年日军士兵强奸中国慰安妇使用过的避孕套和其他资料，还有大量关于慰安妇研究的影像和图书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些证据首次向社会公开。

　　参加开馆仪式的有请来的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作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亚金；最近被发现的广西桂林幸存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日本血统的儿子；还有李碧华的纪实文学《烟花三月》里主人公袁竹林的养女，和一直在推动对日诉讼的王选及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鹤冈千晴、副领事西野幸龙突然出现在资料馆内，在苏智良的陪同解说下，他们一个展板一个展板地看过去，并不停地拿笔记录。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副领事边看边记录。临走前，鹤冈千晴在入口的“慰安妇研究”图书义卖处停住，他看到墙上的文字说明：售书款将全部捐给慰安妇资料馆。翻阅一会，他掏钱买下了一本书。

　　袁竹林　湖北 已故

　　2006年3月29日，84岁的袁竹林因脑溢血昏迷不醒在广东湛江去世。第一时间接到袁竹林养女程菲（小毛）电话的李碧华心乱如麻，接连写下两篇博客，“祝老人平安上路，忘掉今生恩怨情仇，一切解脱了。”

　　1992年，袁竹林的养女程菲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名为《索赔潮起于民间》的文章后致信作者童增，询问如何替有“慰安妇”经历的养母袁竹林向日本方面索赔。

　　1998年8月，应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何俊仁邀请，童增带着袁竹林和养女程菲以旅游者身份参加了香港“九一八”研讨会。在童增的劝说下，袁竹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含泪把自己隐藏了50年的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彻底公开。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为香港《壹周刊》杂志写专栏的作家李碧华，接下来，李碧华对袁竹林进行了专访。

　　不久，李碧华连续发表了《竹和葵在天涯》、《火泽睽》两篇报道。袁竹林参加了由加拿大史维会主办的会议，她代表中国“慰安妇”，与菲律宾、韩国受害者一起出席作证，在加拿大引起了强烈反响。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她是3个女儿里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难，父母把3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15岁时袁竹林结婚了，丈夫汪国栋是汽车司机，两人婚后感情很好。

　　但袁竹林没有想到，结婚才一年时间，日军进攻武汉。汪国栋奉命转移到四川重庆，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汉。认为媳妇在家吃白饭的婆婆强逼袁竹林另嫁他人，和一个叫刘望海的人结婚。17岁时，袁竹林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荣仙。

　　战乱中的武汉经济萧条，找份工作很难。1940年春，一个叫张秀英的人到处招旅社清洁工。袁竹林信以为真，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报名参加。就这样，张秀英领着她们坐轮船到了鄂州。

　　没想到一上岸，端着刺刀的日军士兵就将她们带到一座庙里。一进门老板就命令她们将衣服脱光，检查身体。袁竹林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身体检查完毕，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个日本名字“吗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间七八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2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这天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第一天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在里面总要30分钟。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就这样，袁竹林和其他几十个姐妹，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厨师料理，质量差，数量少。她们要洗澡却没有地方，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

　　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拥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就逼着她们吃避孕药。按照日军规定，士兵必须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过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袁竹林试图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结果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鲜血直流，从此她落下了头痛病。她肚里的孩子也被迫做掉。

　　不久，鄂州日军军官藤村看中了袁竹林，让慰安所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所。不久，藤村又把袁竹林送给了一个叫西山的军官。1941年左右，袁竹林得到西山的允许回家探望，才知道父亲已经因饿至死。丈夫刘望海也找不到了，袁竹林只得回到鄂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山要袁竹林跟他回日本，或者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而此时的袁竹林只想找自己失散的母亲，因此她回到了武汉，在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找到了母亲。从此，母女二人靠洗衣、做临时工维持生活。

　　1946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才出生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程菲。1949年，袁竹林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对自己遭受的苦难，袁竹林闭口不提。但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母亲在里弄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讲出她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巷子里的小孩常追在她后面骂：“日本婊子”。

　　1958年，因慰安妇经历，袁竹林被居委会强行吊销户口本和购粮证，住房也被没收，逼着她去黑龙江北大荒插队劳动。就这样，袁竹林在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过着缺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那里天寒地冻，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养女饿得抓泥巴吃，尝遍人间的千辛万苦。”1975年，农场有个叫王万楼的干部见她实在太可怜，帮助办理了手续，让她回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袁竹林和养女完全靠打工为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袁竹林的养女程菲拿着母亲的遗物哭着说，“母亲吃的苦太多了，她一生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经常做恶梦，又回到了那个慰安所！因为日军的毒打，她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就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药，每晚也只能睡两个小时，大半夜就这么坐着，一直到天亮。”

　　2000年，李碧华在已发表报道的基础上，创作出版了《烟花三月》，并把这本书的稿费捐给了大陆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和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委托两家单位资助生活困难的“慰安妇”们。

　　2006年2月，采访过袁竹林的苏智良、陈丽菲教授致电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一笔数额达2万美元的抚恤金。这个基金会是在日本国会拒绝通过谢罪议案和立法拨款向受害人赔偿的前提下，1996年由日本多个企业财团捐资10亿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担任会长。

　　对经济困难、病重的袁竹林来说，2万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袁竹林却拒绝接受这笔钱。

　　一个月后，袁竹林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去世。

　　韦绍兰　广西 88岁

　　88岁的韦绍兰和62岁的儿子罗善学哭了。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大厅里的记者们面前，高出一头的儿子紧紧搂住瘦小落泪的母亲，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黑瘦的罗善学是12岁时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和村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钓鱼。有个小孩想要他的钓鱼竿，他不给，小孩就骂他“日本仔”、“鬼子仔”。后来上小学，在老师的组织下，罗善学看了《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后，才知道日本鬼子不是《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者。

　　另一次，罗善学和村里的老伯伯一起放牛，老伯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侵略军抓去3个月后生下他的经历。他哭着回家问妈妈，妈妈只是掉眼泪，不肯说话。那时候罗善学才明白，为什么父亲罗讵贤在给他和弟弟妹妹分糖时，给他最少；家里吃饭的时候，妹妹吃的都是白米饭，他只能吃夹了红薯、芋头的杂饭；弟弟妹妹上学读到初中毕业，他小学念到3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小时候他渴望父亲像对待弟弟妹妹一样拥抱他，却经常被父亲抽嘴巴。

　　韦绍兰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1944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广西荔浦县，在一次例行的“大扫荡”行动中，新坪镇桂东村25岁的韦绍兰背着1岁多的女儿跟随着村里人向村北的牛尾冲山上跑去。背着孩子的韦绍兰快要抵达山洞时，几个端着枪的日军士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韦绍兰和孩子被日军抓住后，和另外6个妇女被拉上汽车，送到了日军军营，关进了一间狭小的泥土砖房里。第二天，来了一个日本军医，他让韦绍兰脱光衣服，对她进行身体检查。

　　韦绍兰回忆说，最早强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着刺刀进屋的。见她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拿着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脱光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房间，她才敢哭出来。为防止孩子哭声打搅，有的日本士兵会带几块糖块。如果这时候孩子哭出声音，士兵往往举手就打。

　　“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因为岁月久远，韦绍兰已不记得让她怀孕的士兵究竟是谁。强奸她的士兵，既有50岁的老兵，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韦绍兰她们有时还会被军用汽车送到其他军营。日本士兵逼着她们穿上和服，或者只穿一件日军军装。平时她们不能出门，一日三餐后勤兵送到屋里，就连外出上厕所也有士兵跟踪。不管语言通不通，只要士兵进来，她们就必须起身，弯腰鞠躬，接着脱衣解扣，慢一点都会招来打骂。

　　不久，最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在军营里呆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的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一个凌晨，装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出了军营，朝着日出的方向跑了两天才回到家里。丈夫罗讵贤正在吃饭，看见妻子，他愣了一下，对妻子说，“快吃饭吧。”

　　此时，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韦绍兰才哭出声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放下手中饭碗的罗讵贤也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对她说，不怪你，因为你是被抓走的，现在回来了就好。

　　几个月后，和她共患难的女儿病死了。再过了几个月，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罗讵贤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

　　“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儿子不仅得忍受在外受气的丈夫的谩骂，还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罗善学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不敢接近人多的地方，见到人他会紧张、心慌、害怕。

　　因为出身问题，几十年里，罗善学找不到媳妇。有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要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

　　如今，62岁的罗善学仍然一个人过。在他住的村子里，比他年轻的人都喊他“日本爹”、“日本爷”。“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

　　“我心里恨妈妈，又可怜她。”在田间劳累了一辈子的罗善学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相依为命。靠放牛、养鸡和采草药过活。采访过程中，罗善学突然号啕大哭：“我这辈子就全完蛋啦！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准备带着韦绍兰母子前往日本寻找罗善学的父亲。“一是在日本介绍日军当年在中国兴建慰安所的情况；二是揭露日军在广西的兽行，让日本国民和媒体都清楚这些历史；然后再一步步推进到个人，尽可能多地发动日本人为其寻找父亲。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

　　林亚金　海南 81岁

　　瘦小的林亚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紧张。面对着包围过来的记者，只会说黎族语言的她一个劲地往角落里躲闪，满脸慌乱，手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生于1926年的林亚金是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现的日本士兵抓住带回到日军军营。当时，林亚金17岁，正值青春。

　　“他们把我们4个女的关在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每人一间茅草房，睡在一张木板床上。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当天晚上，日军把我们叫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排队轮奸我们，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就煽我嘴巴，不让我出声，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如果有人叫喊，拖出来打，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肚子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林亚金回忆说。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连我来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来，弄得满身经血。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打起架来，有时候连吓得躲在角落里的我，也被他们跟着打伤了。过了两个月，我整个身体都浮肿了，阴道糜烂，尿呈红色发臭。”

　　在同为黎族的一个伪军中队长的帮忙下，林亚金提出家中母亲病危需要回家探望，自己也顺便看医生，日军准她回家。林亚金到家后，才发现父亲病情严重，不久就去世了。母亲见到女儿，一把抱住她哭着说：“你还活着啊。”

　　经过母亲几个月的调理，林亚金终于恢复了健康。而和她一起被抓到日军军营里的另外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带着一身病回到老家，因为没有找到对症的药医治，痛苦地死去。

　　因母亲体弱多病，迫于生活压力的林亚金到罗朋村一户人家帮工，半个月不到，又被当地巡逻的日本兵发现，把她在山上轮奸了。担心日本士兵再来找麻烦的主人让她赶紧回家。不久，因为弟弟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前去探望的林亚金在经过一个日军哨所时，再一次被3个执勤的日军士兵轮奸。这以后，她再也不敢出门了。

　　这3个月的经历把林亚金的一辈子改变了。在母亲去世以后，害怕村里人鄙视的林亚金和弟弟离开了老家，搬到了姐姐所在的地方。

　　1950年，林亚金靠着黎族对歌的传统，认识了罗葵什号村的丈夫。在结婚一年后，她才告诉丈夫自己被日本人强奸的事。同为黎族的丈夫听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不久，经朋友介绍，林亚金丈夫离开农村进入当地镇政府机构帮忙。在和丈夫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她曾经怀孕，但这个孩子最后没能保住，流产了。在接下来的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她丈夫的成分被划为“地主”，被列为政治改造对象。在丈夫被押送到三亚去劳动改造以后，林亚金曾经赶去探望丈夫。丈夫当时安慰她说，自己没什么事，是被人误解了，相信上面会把事情搞清楚。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林亚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地人称作“日本娼”的林亚金也成了批斗对象。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再敢接近林亚金，也没人敢和她说话聊天。村里人经常讽刺林亚金的过去，让她非常难堪，经常以泪洗面。

　　为躲避过去，林亚金搬到了无人、偏僻的山区里，一个人远离人群，孤立无援地活下来。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在山沟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我不敢一个人上山，不敢走夜路。”即使是现在，在睡梦里林亚金也时常回到过去的场景，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姓张的小学老师无意中听说了林亚金的经历，找到了住在至今仍没有通公路的林亚金住处，希望能够把她的经历记录下来。在乡政府的鼓励下，林亚金面对着几次上门的张老师放声大哭。

　　在得知她的经历后，苏智良夫妇从上海赶到海南，在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后山见到林亚金，当时她光着脚刚从地里放牛、割草回家，正准备热大铁锅里煮好的野菜吃。“我当时好奇，指着铁锅问了一句，‘这煮的是猪食吗？’林亚金告诉我说，‘她先吃一部分，剩下的再给猪吃。’”苏智良的爱人陈丽菲当时就落了泪。

　　不久，苏智良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把林亚金纳入到援助对象中，从2000年开始，每个月寄给她100元钱，后来又增加到200元。在苏智良见过的大多数“慰安妇”采访对象中，像林亚金这样过着贫苦生活的人有很多。

　　■链接

　　●“慰安妇”

　　指的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的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约在14万－16万人。

　　●河野谈话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

　　●美国国会的“慰安妇”提案

　　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6名众议员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于6月26日进行了审议，最后以39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提案，将交众议院表决。

　　●安倍“道歉”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提案，多次矢口否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的关联，宣称“慰安妇”并非强迫。在美国及世界各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月下旬，安倍晋三不得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并在4月访问美国时，再次在美国国会确认其道歉立场。

　　但安倍是以“日本首相”的名义，而非如“慰安妇”受害者所期望的那样，以日本政府的名义正式进行道歉。而且，安倍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

　　●美国教科书首次提及“慰安妇”

　　在一册名为《传统与碰撞：全球视角看历史》的历史教科书里，第一次出现了30万“慰安妇”的故事，这本书已在弗吉尼亚州使用。

　　苏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