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PK武侠小说(图)

何家弘

　　最近，北京“四少年虐杀妇女案”的审判引起了国人的关注。2006年5月20日晚上，四名年龄在15岁到19岁的“少男少女”闲极无聊，便相约出去“打人找乐”。他们无故寻衅，逼迫一名妇女脱光衣服，用带钉子的木棍进行殴打，并用打火机烧其头发和下身，最终将其折磨致死。这四名“少男少女”打人动机之简单，令人震惊；打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打人情节之恶劣，令人愤怒。然而，在震惊、发指、愤怒之后，我的心底却感到极度的痛楚与茫然。在人类的“文明时代”，在中国的“首善之区”，为何竟然出现如此野蛮邪恶的行径？那些“孩子们”为何如此喜爱并肆无忌惮地追求暴力？他们在打死人之后为何全无对法律责任的担忧和恐惧，竟然在当晚再次来到现场准备继续打人，那种无法无天的心态究竟是如何养成的？我想，作为“孩子们”的长辈，作为已经成年的人类，我们决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心理变态”或“心理畸形”来作为回答，我们应该努力探索这类行为的社会成因以及矫正和预防的社会对策。

　　毋庸否认，打人是人类一种带有野蛮性的本能，是人类体内隐含的动物基因的外化。其实，我们这些现代文明人的心底都蛰伏着打人的欲望，因为打人可以给自己带来快感或排解不良情绪。不过，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一般都不会去打人，因为社会环境和规范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然而，一旦这种行为的约束力量缺失或弱化，人体内部的打人欲望就会外化为打人行为。一般来说，青少年的自我约束能力是比较弱的，因此特别需要社会环境的约束。另外，人类的美好行为也是需要教化和培养的，而在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中，社会文化那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社会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多渠道的。笔者无意也无能力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只想谈谈个人的一管之见。由于专业研究之故，我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很有兴趣。我发现，许多青少年暴力犯罪行为的后面都隐约可见“武侠文化”的影响，因为诸多武侠小说中的“这大侠那大侠”都是这些青少年行为模仿的偶像。在中国，武侠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广泛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实，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青少年身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成年人也有“动武情结”，动辄逞强、耍横、使粗的现象屡见不鲜。君不见，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交通纠纷，大打出手；医患纠纷，大打出手；商客纠纷，大打出手……笔者无意把这些现象都归罪于武侠小说，但是以武侠小说为主要传媒形式的武侠文化确实对这些社会行为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此，我又想到了在欧洲国家相当流行的侦探小说。笔者不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专家，不懂文学种类的划分，但是根据个人的理解，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似乎都属于通俗文学或“下里巴人”的范畴，都应该是大众喜爱的文学样式。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确有相似之处，例如，二者往往都注重情节的安排和悬念的设置；二者一般都以惩恶扬善为主题，都以善恶之争和正邪之斗为主线。但是，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智力角斗”与“武力角斗”的不同，武侠小说崇尚武功，在角斗中以武力制胜，而侦探小说崇尚智慧，在角斗中以智力取胜；第二是“有法斗争”与“无法斗争”的区别，武侠小说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讲法律规范，甚至无法无天，而侦探小说一般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善恶之争；第三是“文明对抗”与“野蛮对抗”的差异，武侠小说中的对抗以打斗为主要表现方式，动辄伤筋断骨、血水喷流，展现的是人性中野蛮的一面，而侦探小说中的对抗则主要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基本上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例如，柯南·道尔笔下的侦探福尔摩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波罗就都颇有绅士风度，即使是在与野蛮的罪犯进行对抗的时候。上述三大区别决定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对人类社会行为模式之影响的差异，而且我们也确实可以在国人与欧洲人的行为习惯上看到相应的痕迹。

　　顺便说一句，目前我国有些人对侦探小说存在一定误解，以为这类小说和影视作品都是“涉案”的，都会教人犯罪。笔者以为，侦探小说属于“法治文化”的范畴，具有营造法治行为环境的潜在功能。只要作者不去过度描述犯罪的残忍过程和具体的作案手法，就不会产生“诲淫诲盗”的效果。另外，文学作品总是要涉及犯罪问题的，尽管其不一定都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和爱情一样，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最后，我希望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多读些侦探小说，少看些武侠小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专业作家———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现代侦探小说。一言以蔽之，用侦探小说PK武侠小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