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这十年

　　《读书》这十年

　　BY 乌 韦

　　最近10年来，《读书》想象中的读者和之前20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思，却和《读书》的文风一样，10年里变了很多。今天看来，这本杂志好像是站在一块流动的沙丘上发言，面前的人事，看似明白如昨，其实已经物是人非了。

　　《读书》的编者最近将杂志10年以来的部分文章编选成册，厚厚的有六本之多。选本的主旨，《读书》的前主编汪晖和黄平有总序加以阐发，一言以蔽之，这本杂志10年所做的工作，以“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也是选本之一的书名）为最重要。

　　“重构”、“我们”、“世界图景”——这些个词语都需要仔细推敲，弄清楚它们确指的意思。10年来，许多曾经被看作确定不移的东西，都已经像老年人的牙齿一样，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动摇。

　　“我们”这个复数称呼保留着1980年代知识群体自我认同的遗风。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分化。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过去的10年，是争论和争议不断的10年。《读书》是争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争议的对象。

　　争议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在最近30年里突然提速了，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借助这一外力，成为以法治、自由市场、民选政治和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国家中的一员，另一部分人则对借全球化上位的路径心存疑虑。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之后的现实，让他们看到了快速上位导致国家崩溃的反面教材。

　　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我们”眼里的“世界图景”越来越不相同。这里的“世界图景”，与其说是指当代世界的真实面目，不如说，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一种与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有关的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是这些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反思知识体系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好像成了反思真实世界本身：“《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编者说，“90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他的意思是，不要太迷信这套西方人提供的知识体系／世界图景。须知，在这套“世界图景”中，包括“我们”在内的东方，是被描述的对象，是客体、“他者”。“我们”与“他们”，难道不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吗？为什么在这一“世界图景”中，“我们”与“他们”，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呢？为什么东方一定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向上，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他们”的制度和价值，真的适合我们吗？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已经有过的历史，“我们”在全球化之前创造的文明，那些与“他们”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又当如何评价呢？要把“我们”变做“他们”，是否可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得与所失，又能否平衡呢？

　　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尽管《读书》提问的方式常常高高在上，有时候强作解人，让人心生不快。而且，这种提问方式也不是他们的发明。至少在1910年代和1980年代，我们两度见识过——我们今天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那种提问。

　　与1910年代、1980年代相比，《读书》的启蒙工作大异其趣。前两次启蒙的工作是破除“中国中心论”（文明中心论或革命中心论），要张扬的是“西方中心论”；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时代潮流。《读书》的启蒙，是要“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解构1980年代的世界图景，要“去西方中心化”。这是一次“反启蒙的启蒙”。它引发的不是时代潮流，而是争论。它变成了知识界分裂的脚注。

　　正如汪晖所说，1980年代那个“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了，启蒙正身处“无物之阵”。失去对小城市和乡村中国的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后，《读书》的话题和读者都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不管是基于真实的观念分歧，还是基于盲目的自大情绪，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种过时的启蒙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