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画”情有独钟(组图)

丝绸之路（油画）

酒池肉林（油画）

最后的祭拜（油画）

张骞归来（油画）

焚书坑儒（油画局部）

焚书坑儒（油画）

　　我对“历史画”情有独钟，能追溯到幼年时期。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的余热还在空气中弥漫，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身边。在我幼稚的涂鸦中，已充满战斗的硝烟，善与恶的对峙，和频频出现的赴死勇士。稍稍长成，又从读不完的历史故事中，培育起怀古幽情。还在上美院附中之前，画了油画《乌江自刎》，《曹刿论战》，以解气壮山河的胸中块垒。

　　进了中央美院附中之后，更以俄罗斯19世纪的历史画大师苏里科夫为偶像，心仪他那交响乐般错综复杂、层层叠叠、充满动势的构图，震撼的内心斗争，浓重的情感色彩。15岁时，我画了“刑场上的婚礼》和《李大钊》。但我在追求情感冲突，宏伟场面、巨大尺幅这条路上，过于热衷，以致1966年毕业时准备投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但“文革”突发，梦想未能成真。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我和同学们也都下放到河北蔚县——燕赵慷慨悲歌的古老土地上，倒也吸收了几千年的精气，以备来日喷发。

　　等进了北京画院，更亲历中华民族千钧一发的历史转折时刻（长安街恸哭送总理，天安门诗潮反抗“四人帮”，以及粉碎“四人帮”的普天同庆）我终于有了画作《送灵车》和《红旗永在》，是为历史作证，亦是以历史抒怀的成熟作品。当然也不能不提我为老导演陈怀剀先生的电影《双雄会》画的片头、片尾，算是了却了少年时与电影的一段情债。

　　来到北美之后，面对不同的艺术环境和市场，虽然画廊卖画颇尽如人意，但大幅的历史题材画却渐行渐远，又成了旧梦。然而离开中国越久，祖国历史的轮廓却愈清晰，而愈在不同的文化泥土中扎根，愈感到播种祖国文化种子的迫切，但我需要一个契机。

　　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一个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画？我就立刻知道，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与这个百年刊物的合作是极为愉快的，他们不给我题目，一切由我选题，给我全部支持去收集素材，并请教授专家帮我把关。但他们仍惊讶地发现：我不但请人（有时自己动手）设计并制作了所有的服装，而且这些画全是巨幅的油画——他们哪里知道我那个自小就有的“恋历史画”情结。

　　我画了商代、秦代、汉代、明代，后来自己又画了唐代共10来幅大型油画，讲述中国的历史典故，显示中国文明的璀璨的具体形象，中国古人的喜怒哀乐、功绩和错误。这些画大部分被《国家地理》杂志收购为永久陈列品。通过十几种不同的文字，这些画中我要传达的信息，遍布了世界。当有的评论家称我为中国文化的大使时，我也就不客气地默认了。

　　如前所说，在美术市场上，这种创作周期长（有的需要一年之久）、篇幅巨大的作品，并非一般收藏家的宠儿，也是画家“自杀性”的选择。但因为有了这一难解难分的情结，对中国历史，对亦长歌、亦幽思，轰轰然如交响乐，铿锵落地有声。又如自己对史诗，对结构繁复、人物众多的画幅的偏爱，我常自嘲地对人说，如果能继往开来，填补当代绘画中的这个空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如既往地，我正按照我给自己的长长的、从幼年起就许下的“订单”坚定地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