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综采二队的采煤机司机。
曹建元摄
综采二队开班前会
矿工们坐上小火车准备下井。
钱丽新摄
工作面上采煤机在割煤。
曹建元摄
还矿灯的“卖炭翁”。
“怕不怕死？”一天，总编辑突然问我。我说：“当然不怕！”总编笑了，“要真不怕，就去煤矿当矿工，体验体验井下生活，怎么样？”我心里咯噔一下，腿也似乎一颤。“别担心，不是去小煤窑。”看我神色有异，总编为我宽心，“要去就去大煤矿。我来给你联系，到山西当矿工。”
山西，煤炭储量占全国的1／3，年开采量占全国的1／4，向省外的销量占全国的3／4。因此，体验矿工生活，自然要选择山西。
几经联系，6月19日，我坐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
住进东曲矿
出太原往西，沿着煤灰覆盖的路行车近一个小时，到达了吕梁山东麓的古交市，这里坐落着我将要前往的东曲矿。矿区空气清新，群山环绕，汾河从北边流过。东曲矿是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矿总公司八矿之一，拥有原煤年设计生产能力400万吨的现代化矿井，全矿职工4000多人。
我住进了单身职工住的公寓楼，238房间。到矿当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井口看看。宣传部部长董吉明带我顺着工人们的路线，来到了矿灯、自救器管理中心。正赶上一组采煤工人下班出来还矿灯，一个个好似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面上嵌满黑黑的煤灰，手、脸和帽子、衣服全一个色，上下一团漆黑，只有根据眼白和牙齿才能分辨出五官的大体位置。
“董部长来啦。”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打了声招呼。“老牟，今天下井啊。”董部长说完告诉我，他是综采（即“综合机械化采煤”）二队的职工，叫牟成安，我将要跟着他们队下井。看我给他拍照，老牟笑着说：“呵呵，"煤黑子"有啥可拍的？”
6月21日下午，我接受了下井前的安全培训，心情也开始紧张起来。据介绍，井下有五大致命因素：瓦斯、水、电、顶板（塌陷）、煤层（着火、爆炸）。东曲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一点儿火花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随着下井的时刻越来越近，我心里开始翻腾了，晚上躺在床上一合眼，总是想到新近发生的煤矿事故。前一天还听说东北的一处煤矿发生爆炸，矿长、党委书记，还有随同的记者一并遇难；虽说东曲自1991年投产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想到这，我翻被下床开灯，又拿起宣传部同志给我的安全手册，仔细翻看起来……
漫漫下井路
6月22日，阴雨绵绵，14时整开始准备下井，目标：综采二队14303工作面。下井前得把衣服，包括内衣外衣全换了：换上红色的秋衣秋裤，棕色的小袄，黑色的外衣和裤子，穿上长靴，戴上厚手套，扣上安全帽，围上毛巾，揣上口罩，腰带上插上矿灯电池、自救器。全副武装之后感觉沉甸甸的，还有些捂得慌。“井下潮冷，冬天还要穿棉袄呢。”工作面所在采区的李稚敏书记说。他有30年井下工作经验。
我们走过安全长廊，上了小火车，对面膝碰膝坐着其他班组的同志。“咣当”一声伴随震颤，火车开动了。东曲矿是平硐式开采，深入吕梁山脉。小火车进入西平峒，在主巷道——西大巷中行驶。车厢里黑咕隆咚的，“叮咣叮咣”的噪声又大，大家都垂下头闭目养神。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坐到了终点，下车步行。巷道里都有灯照明，呼呼风声不绝于耳。井下什么都能停，风不能停，必须24小时供应，防止瓦斯的积聚。
一个弯后，一道长长的向上的斜坡出现在眼前，说是15度，可怎么看怎么像40度，台阶据说有2000多个，才走了一半，头上就冒汗了，双腿开始发沉，真想脱了死沉的长靴。看着李书记还有其他的工人在前面稳步上升，咱也不能露怯啊。好容易上了斜坡，还没松一口气，李书记他们已经走出去好大一截了，还有1000多米的运输巷道要走呢。
静悄悄的工作面
我的电子表不能戴下去，在井下只好看别人的机械表。16时30分，终于到达14303工作面，这里距离峒口直线距离为4731米，头上压着几百米高的大山。一片静悄悄的，只有风从耳边吹过。原来泵带胶垫破裂，大家正在检修。
眼前的采煤机好像一把两头都有刀片的电动剃须刀，一头一个直径1．8米的滚筒，其上分别有截齿36个，合金钢制成。司机李文玉去年才开始操纵采煤机，安全帽下还裹着一个黑头巾，他说：“一会儿开起来煤尘大，裹上头巾好点儿。”
突然，咣当一声打破了寂静，循声看去，原来是采空区的石头塌落砸在顶板的响声。“煤采完了，自然就形成了采空区，常常是边采边塌陷。”李书记说。我透过采煤机对面的液压支架看了过去，采空区里，巨石横陈，白森森地乱卧一气。水不时从头顶滴落下来，砸到安全帽上。水滴声、煤块滑落声，在检修时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不像是在吕梁山的腹地，更像是身处江南水乡的夜场上，凉风习习，四周静谧。
“煤黑子”是这样炼成的
“咯啷咯啷”，运煤皮带开始转动了，延误了半小时后终于可以开始采煤了。采煤机未曾启动，先有多股水柱从机身上喷向滚筒和煤层，用于降尘；接着，螺旋形的滚筒隆隆作响，旋转起来，越转越快，工作面上的煤层被层层剥了下来，卷到工人们称为“镏子”的运输带上源源不断往外运出，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从工作面的一头割煤割到另一头叫做一刀，如果设备不停，一刀一般需要一个半小时，500多吨煤。一个班一般能割上三刀煤。采煤机在两位司机的操纵下，在工作面上来回切割。
在上风口看割煤，煞是壮观：几吨重的滚筒，离我不过一米多一点，割下的煤块溅起煤渣直往身上、脸上砸，头上的支架空隙也在滑落着煤块，帽子上叮当乱响。一个个煤块砸在安全帽檐上，“啪啪”地粉碎后四处溅开。
我又一步一蹭到了下风口，和操作这一头滚筒的司机站在一排，又浓又干的煤尘夹杂着煤块跟下雹子一样劈头盖脸打来，无孔不入，眼睛、耳朵、脖子、袖口……戴上简易口罩也有些呛，而且憋屈。眼睛根本睁不开，眯着都困难，两米之外不见人。由于风管送来的风24小时不停，带走瓦斯的同时把煤层中的水分也带走了，因此搞得煤层非常干燥，虽然边洒水边采煤，可滚滚煤尘还是以封闭呼吸、填满双眼的气势把人吞没。带的笔记本恐怕只能用白笔写了。
我在下风口待了半个多小时，感觉好像站在正在喷烟的烟囱口一样，简直站不住脚。工作面上的工人们都有多层防护的口罩，还有包住头的厚头巾。他们要在这种又呛又脏又吵的环境里持续工作近八个小时，怪不得上来后都变成了“煤黑子”。
危险就在一念之间
我很想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开始李书记没有批准，禁不住我磨，终于允许我干最没技术含量的铲浮煤的工作，我挺高兴，心想可算找些能打发时间的活计了。
采煤机铲割煤层的时候，很多煤块撒落到“镏子”外面，称为浮煤。我拿起一把铁锹，开始铲起来，刚两下，就有人在背后拽我，回头一看，是控制液压支架的工人。原来我踩到了一会儿就要伸缩的支架上了。“邻近矿有个大学生脚踩到了移动中的支架上，腿一下就被挤断了”。结果，我可怜的一点儿劳动权利马上被剥夺了。
“我不踩就是了嘛。”我还想争取一下。李书记跟我讲，我没有受过系统的安全培训，还是不要干了。在工作面，事故的花样繁多，防不胜防。以前有个才20岁的小伙子，也是铲浮煤，看见传送带下面有个煤块，他就把胳膊伸了进去，想把煤拨出来，结果一下子被传送带的皮扣勾住了袖子，胳膊被卷了进去，传送机400多千瓦的功率，把整条胳膊拧麻花一样生生拧了下来，伤口齐得跟刀砍一样，从北京来的医生都没给接上。
可口的班中餐
不知不觉中，在井下已经4个多小时了，别看啥都没干，可已经有些累了，觉得自己真没用。突然，风中吹来阵阵香味，原来班中餐送来了，精神马上一振。我们走到皮带送槽，已经有七八个工人在捧着饭盒或坐或立开吃了。班中餐是一线工人的福利，食堂里都没得吃，一盒8元钱的标准，每人每班限一盒。今天由于我的到来，特地加了一盒。
送饭大叔叫侯俊奎，他笑着给我递来一个铝制饭盒。被香味熏得我早就按捺不住了，抠开一看，俩大馒头，下面压着豆角炒肉，还有土豆、青菜。我拿起叉子，坐在传送着煤块的皮带旁，跟大家一起猛吃起来。可能是第一次吃的缘故，但更可能是饭菜本身的精心烹制，从来吃不了俩大馒头的我，就着可口的肉菜连同嘴里的煤尘三口两口全吃完了，对其中一块香艳的肥肉记忆犹新。
一直笑着的侯大叔提着一个装满热水的桶，挨个给吃完饭的同志满上。我把剩菜就着热水一仰脖全下了肚，痛快！“好吃吗？”侯大叔咧着嘴问。“您看看我这光净的饭盒，跟没盛过饭似的。”
“我感觉综采队很辛苦，你们呢？”我开始和矿工们聊天。
“记者同志，您这是来的中班，要是早班，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早班工人一般5点多就得起床，吃点饭，6点开班前会，7点坐人车，到了工作面就快9点了，即使只干8个小时就到了下午5点了，出来就快7点了，要是有点活儿耽搁了，加上人车是有时间间隔的，赶不上就得多等一个多小时，非得晚上12点才能出来。如果在冬天，“两头见不着太阳”，而且那时从地面零下十几摄氏度到工作面上零上十几摄氏度，温差大得很。
“那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啊？”平均下来，一线工人每月3000元左右，一年下来纯挣个3万多元。粗算一下，合同工8年期满后能收入个20来万元。等大家都吃完饭，老侯用扁担一头挑起饭盒，一头挑起水桶，先行离去。而工人们也继续开始干活了，掐指一算，还有四五个小时才能上去。
半夜狼狈出井
刚吃过饭，就出问题了。靠近运输皮带的“镏子”上的煤流好像惊涛拍岸一样飞溅。李书记见状一脚踏上“镏子”边上的铁护栏上，手持矿灯照在问题段上，警惕地观察了一会，“槽子坏了。”
“那今天要停工吗？”我问。李书记摇摇头，突然喊：“把那个支架往外移动一下。”一位工人把问题“镏子”旁边顶着的液压支架往外移动了一点，煤流不跳了。
“这种问题每天要遇到不少吧？”
“这也算问题？”技术主管肖建军告诉我，有一次运输机出了问题，结果他们在井下维修，连续24小时没有出井，吃喝拉撒睡都在下面。
21时55分，原路返回。上坡容易下坡难，下那2000级台阶可要了命了，下到后来，一个个台阶变得越来越深，好像一脚下去就要踩空的感觉。来到候车室，有十七八个矿工在等车，有的已经躺着睡着了。坐上小火车，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出来洗澡，光头就洗了两遍。脸上油脂多，粘得煤灰很牢固，也得使劲洗。尤其是眼睛，初一洗完，人们都看着我笑，我还纳闷，好心人告诉我眼睛得扣着洗，不然就是熊猫眼。洗完澡回到单身楼，已经子夜时分了，往床上一躺，浑身散架一样，一会儿就呼呼着了。
牟大哥的诗
今年40岁的牟成安大哥是我来矿上第一天就遇到的有缘人，于是我第一个想拜访的就是他。他家住在小二楼的二楼。小二楼是横亘在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的界楼，长长的，油乎乎的。
牟大哥家里还开着一个小卖铺，妻子陈建荣看着。小二楼要拆，他们的小卖铺也行将不保。“小摊摊反正要拆，不如再开个大的。”牟大哥领我上楼时说。
屋里望去，一览无余，简单的陈设。角落里有个隔开的小屋，女儿牟丹在里面，她上高二了，第二天（6月24日）要参加会考，正在小屋里看书。我从门缝里看去：5平方米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齐床高的板凳，她正坐在板凳上，弯着腰，一手拄床，一手翻书。
“您的视力不好吗？”井下除了技术人员，煤矿工人没有戴眼镜的，我挺奇怪。
“这是高压乳化液打的。”牟大哥用手指着左眼说。那是2004年的一次机械事故，住院10个月，做了两次手术，现在视力只有0．1了。
看我情绪也跟着有些低沉，牟大哥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是邓小平的老乡，我很崇拜他，这不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吗？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
我接过他递来的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上写：“别看小平个子低，百色起义他发起，大别山再高他还赚（嫌）低，"牛棚"修过拖拉机，南巡讲话翻天地，香港回归功第一。”
工人们爱喝两盅，牟大哥也不例外，到了饭点，非要拉我出去喝点儿。这时陈大姐上楼来皱着眉头说：“你快去要电去，冰柜里的冰糕都化了。”“这是房东赶我们走，断电了。”我见状只好告辞，牟大哥不好意思地和我走出去，笑着说：“"煤黑子"现在去要点儿电，改天再喝酒。”
时间似乎停止了
有了第一次下井的经验，再次下井，感觉轻松许多。但是由于新鲜感的消失，接下来的下井体验变成了精神上的煎熬。
还是长长的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巷道，还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逼仄空间，还是无孔不入让人窒息的煤尘，还是转啊转永远不停的滚筒……时间似乎停止了，我感觉过得好慢。几个小时后，我隐约感到胸口很憋闷，想大声喊出来，或者抄起什么家伙砸烂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同一个人，井上走路四平八稳，井下就变得特别粗野了，下面没有人好好说话，都大叫大嚷。”我想起前两天碰上前任副矿长牛海林说过的话，“工人们在狭小不见天日的空间里，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需要宣泄，出来后骂街、砸玻璃、往雪白的墙上按黑手印，以前都很常见。”
的确，井下人们都很粗鲁，破口大骂也不罕见。“喊你么（你喊什么喊）？”“拿个钎子你咋慢个呢？（你怎么拿钎子都这么慢）”
牟大哥告诉我，他们这么对话一是由于井下噪声大，不大声听不清，二是一种发泄。“也没大碍，到了井上，你给我一根烟，我给点上火，大家一笑泯恩仇。”他“轻松”地说。
抽支烟就能把疲倦清除吗？我不知道。在煤矿，关节炎、骨质增生、胃病等是工人们常见的职业病，但阴暗的工作环境给他们精神带来的压抑是不是也是病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减轻他们的压力呢？
棚户区一家人
6月24日上午9点，我来到矿区附近小山上的棚户区，想多找几位工友问问他们是如何排解压力的。棚户区坐落在生活区一侧的山上，一条臭水沟环绕山下，沟上架着一条条木板编成的桥。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散落在山上的几百户人家都去那里打水，然后沿着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挑回家中。
我转到快到山顶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在一块平地边上玩，我对她说：“小妹妹，别在这里蹦，当心掉下去。”
“没事，她习惯了。”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她爸爸就在一旁坐着喝茶。
冯哥30岁，是掘进队的，这个月上夜班。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这不妨碍我们聊天。“据我了解，一个班一般都要在井下待上十来个小时，您受得了吗？”我问他。
冯哥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说是农村里，年迈的父母送小儿子去煤矿，一直送到村口，嗫嚅了好一阵，才说：“能换就换个工作吧。”都是从小看到大的，谁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到艰苦又危险的一线呢？一人下井，全家揪心。
这时冯嫂听到我们说话，从屋里出来了，靠在门边。我问她：“大哥下井嫂子很担心吧？”
冯嫂没想到我突然问她，先一怔，然后说：“咱没下过井，咋个能不担心呢？他回来有时也说一说班上的事，可一般都是太累了也不吭气，回来就睡了。”
“那么脏那么枯燥的工作怎么坚持下来啊？我在井下精神都快崩溃了。”我对冯哥说。
“呵呵，你不会调整。我们出了井洗澡，脱了衣服，先从柜子里拿出烟来点上，有时在浴池里边泡边抽，很去乏。”冯哥看上去很惬意的样子。
“喝酒是不是也会减轻压力？”
“他们一出来经常聚餐，喝得可不少呢。”靠着木栅栏站着的冯嫂插话道。
“你想我们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待那么长时间，出来喝点酒主要就是去去寒。酒一般就是高粱白，一瓶半斤四块五，也不贵。”冯哥说。
“这边挣钱比老家多吧？”我得知冯哥一家是从甘肃平凉那边过来的。
“嗯，比老家好，如果去其他地方打工，不一定能拿到钱。这里每月将近三千元都能到手。”冯嫂没有工作，就是在家带带孩子、料理家务。矿上携家带口来的农村合同工大部分都住在棚户区，主妇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孩子，等着丈夫的合同结束回家。
3岁的小佳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直跑来跑去，充满敌意却又好奇地看着我。当我离开时，“叔叔，再见。”一声清脆的女声从背后传来，我赶紧扭头挥手跟小佳佳说再见。
结语
在西山，我先后几次下井，算是“当”了一回矿工。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热情的矿工，要说对煤矿工人的印象，首先，他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从心灵，到外表，完全没有“傻、大、黑、粗”的感觉。其次，在他们看来，安全并不是主要问题（或许因为这里已经多年没有出安全事故），只要上班能挣钱、下班能按点，就是幸福。简单？乍一看很简单，细一琢磨，并不简单。
离开东曲矿的时候，是个清晨，我到小二楼下转了一圈，这个点儿，牟大哥还在井下，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牟大哥，我走了，不能和您喝一次酒，不能当面话别，深感遗憾，今天走得匆匆，谨祝愿：好人一生平安。”10个小时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收到了他的短信：“只要感情有，不一定要喝酒，欢迎下次再来东曲，我们全家在新家接待你！”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熊 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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