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队主教练的“老虎凳”上“受难”了862天之后,朱广沪终于解脱了。其实,国家队主教练绝对不是什么好职业,天堂与地狱往往就在一线之间,即使曾经上了天堂,瞬间又可能被打入地狱。
中国足球屡败屡战,主教练因战败下课者早已是“白骨累累”。
不过,与以往舆论万炮齐轰主帅的情形相比,这次国家队溃败亚洲杯,舆论的炮口已经不只瞄准朱广沪一人,而是直指中国足协高层,要向“掌门人”谢亚龙问责。昨天,新华社就罕有地发表言辞激烈的评论《中国足球行政官员应实行问责制》,向中国足协高层叫板。谢亚龙也早有所料,中乌赛后他“大义凛然”地当众吟诵了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然而,无论是谢亚龙,还是朱广沪,他们其实都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足球”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背负的绝对不仅仅是足球。中国足球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一块心病,因此中国足球也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政治化,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职业足球其实已经演变成了政治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运动有着自身的运动规律,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律,必然遭受惩罚。
其实,中国足球经过几十年血的教训后,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在当前的大小环境作用下,中国本土教练并不适合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可惜,对于这一认识,由于政治足球的原因,中国足协一直不能自已,左右摇摆,结果付出惨重代价。当年徐根宝率领的国奥队兵败吉隆坡后,中国足协痛定思痛,毅然聘请施拉普纳,但鉴于“成绩挂帅”,国家队外教化的道路几经反复。戚务生、霍顿、米卢、哈恩、朱广沪,土洋主帅之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放眼亚洲足坛,经过多年的摸索,几乎所有的亚洲强队都开始坚定走外教道路,上届亚洲杯参赛16队,就有多达11队聘请的是洋帅,最后4强球队的主帅全部都是外教;无巧不成书的是,本届亚洲杯也有11名洋帅。当然,经过多年的得失经验,对于“洋务运动”,无论是亚洲足球还是中国足球,都已经获得了更多经验,聘请成功的外教也需要许多条件和环境的配合。
当年就是因为一位领导否决了中国足协继续聘请洋帅的方案,朱广沪才“不幸”地成为了国家队主教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使谢亚龙和朱广沪成为了政治足球的牺牲品,也导致中国足球白白浪费了两年半的宝贵时光,更重要的是,刚刚复苏的中国足球,再次遭受到了“灭顶之灾”。(陈伟胜)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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