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赛场上邓亚萍的风姿
14次世界冠军，4次奥运会冠军，这些辉煌已被她抛在脑后。今天的邓亚萍，坐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的办公室里，笑意盈盈，俨然一位自信干练的职业女性。
从1997年退役后，邓亚萍的学习和工作一直和奥运会息息相关。她参与了前后两次申奥工作，也品尝到其中的甘苦。
奥运会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001年2月，还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书的邓亚萍接到北京奥申委的通知，回国参加奥组委评估团的接待工作，同时担任5位申奥形象大使之一。
一次，她到劲松附近的一家商场买东西。一个售货员十分激动地跑过来，拉住她的手说：“邓亚萍啊，你是申奥形象大使，你一定要努力工作，多拉选票，一定要让北京办奥运会！”邓亚萍当时有些意外，为什么一个普通售货员会对奥运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售货员回答说：“如果北京办奥运会了，我们家的老房子马上就能拆迁了。”
后来，在给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工作时，她时常讲起这个例子。“大道理他们很难听进去，这个鲜活的例子却能打动他们。”卢森堡国家元首亨利大公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大公很激动，“他意识自己手中的一票能改变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是非常神圣的一票。”在投票当天，亨利大公主动对何振梁说：“我将想着你们。”
用真诚化解偏见
两次申办，历时8年，邓亚萍用“残酷”来形容其过程。“1993年北京以两票之差失利。在第二次申办时，我们更加谨慎，不放过任何一票，因为任何一票都可能是致命的。”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且是多年以前。用他们的话说，“你们穿的衣服只有三个颜色。”可他们哪里了解中国这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找到一位哈萨克斯坦委员，邓亚萍一直追到瑞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硬是找到了这位委员的住处。那天她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3点。邓亚萍曾在3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就是为了跟在美国的鲍伯吃顿饭。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堡垒”。由于中国也是游泳强国，她本就有所抵触，且她早年来过中国，对中国有成见：“你们游泳池的水脏得要命。”再加上中国以前出现过兴奋剂问题，她的态度很强硬，每次约她，答复都是“没什么好谈的”。邓亚萍还是一有机会就抓住她谈，“真是磨破了嘴皮子”。在投票前一天晚上，邓亚萍约她吃饭，跟她谈了3个多小时，虽然对方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邓亚萍感觉到她被自己说动了。北京申办成功后，苏珊·奥尼尔参加了大使馆举办的宴请会，“如果她不支持中国，怎么会来呢？”
投票前的激战
投票前一天，5个申办城市——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伊斯坦布尔分别在莫斯科斯拉夫饭店主新闻中心举行了各自的新闻发布会。北京的新闻发布会是记者最多、气氛最热烈的。
临近尾声、一位瑞典记者问道：“瓦尔德内尔参与拍摄北京申奥宣传片，瑞典民众对他意见很大，你们怎么看？”这个与运动员有关的问题，自然由邓亚萍回答。她微笑着说：“瓦尔德内尔从80年代初就在中国训练，没有中国，就没有他今天的成绩。他真正看到了中国20年来的发展，所以我理解他为什么愿意拍这个宣传片。再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作为乒乓球运动员，他当然愿意奥运会在热爱乒乓球的国家举行啊。”她的英文发音和她的回答一样无懈可击，话音方落，记者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两次陈述
两次申奥，邓亚萍都作为运动员代表作投票前的总结陈述。1993年的时候，邓亚萍还一句英语不会，要一句一句硬背下来。“陈述的前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轮到我上场时，心怦怦直跳。但毕竟参加过那么多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2001年，为了突出运动员的特点和感受，北京奥申委决定由邓亚萍自己来写这段陈述。短短两分钟的发言，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邓亚萍反复思考，写了好几稿都被自己推翻。这时，邓亚萍回忆起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自己参加火炬接力，那时家家户户都把桌椅搬到了路边，喝酒、聊天，每张脸上都是笑容，就像过节一样。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指着邓亚萍手中的火炬问她：“我能摸摸吗？”邓亚萍微笑着蹲下身：“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拿着它拍照。”那个孩子眼晴里闪出惊喜的光。
邓亚萍对世界这样说：“当他触摸到火炬时，眼睛一下就亮了。我能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他的一生发生了变化。如果奥运圣火能够来到中国，在4亿青少年的心中点燃，那该有多好啊！……现在，我们请您给我们一个亲身经历一届伟大奥运会的机会。”
“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
从5岁开始打乒乓球，一直到24岁退役，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训练和比赛上了。1997年，由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亲自任命她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无法跟其他委员沟通，因此，她选择到清华大学英语系学习。
刚到清华时，老师让她写出26个英文字母，邓亚萍费了好大劲才写出来，还是大小写不分。“当时知道自己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是我作了一番分析，我经历的事情，我承受过的压力，是其他同学无法比的，这是我的优势。我也坚信，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抱着这样的信念开始读书。”
每天5点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每天14个小时，她拿出训练时的勤奋，与英语搏斗。一年过去了，“我开始逐渐找到学习语言的门道了。虽然语言和打球是两回事，但任何事情做到一定高度后，其实都是通的。”最终，邓亚萍凭借论文《国球的历史及发展》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
邓亚萍又到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底，她以4万多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这篇论文被收藏在国际奥委会的博物馆。从2003年开始，邓亚萍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我的专业就是发掘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实际上是寻求奥林匹克发展的原动力。”她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写了20几天，没有下过楼，每天吃速冻饺子。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颈椎病，头不能移动，邓亚萍就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邓亚萍认为西方教育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调查研究，做深入扎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决策，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随着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将负责奥运村事务的她也势必要承担愈来愈多的责任。虽然经历了几次角色转变，她始终如同在球场上一样，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让人振奋又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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