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贯穿法国司法制度发展历程

　　自公元前1世纪高卢被罗马征服，法国封建司法制度以罗马法为土壤开始萌芽。在经历了大约1000年的封建司法制度之后，以1789年大革命为转折，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司法体制初现雏形，并于拿破仑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直至1958年司法改革，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逐步确立下来。

　　封建时代：国王掌握司法权

　　法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具有浓重的王权和宗教色彩。每逢加冕，大主教就会以上帝之名赋予国王作出司法判决的权力。为了加强王权统治，国王通常亲自处理案件。13世纪后期，国王逐渐将司法权委任给其代理人——国王的检察官的前身——同时对案件予以监督并保留提审权。这一由众多代理人形成的庞大的司法机构虽然存在等级划分，但实际上其相互之间在案件管辖权上并不明确，而其机构本身的错综复杂也使诸多的上诉渠道成为可能，往往导致司法判决缺乏效率和确定性。同时，由于司法机关的特权、职务受贿和卖官鬻爵的广泛存在，司法也时有不公。此外，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权限混乱也是法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主要弊端。

　　大革命时代：“三权分立”占主导

　　1789年7月14日的大革命使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制宪会议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为纲领，废除了原有的封建司法特权，人民取代了国王司法，法官被禁止干预和影响立法和政治，只能适用法律，其解释法律的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1790年8月制定的基本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基本司法原则，其中一些沿用至今，如：普通司法系统和行政司法系统分离的原则，司法的无偿性原则，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原则等。其中普通司法系统和行政司法系统分离原则的提出，奠定了法国具有独创性的双轨制司法体制的基础。

　　同时，制宪会议对具体司法机构也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在民事领域，基层设立治安法官，调解民事争议；在治安法官的上一级，又设有省级法庭，审理针对治安法官和商事法庭判决提出的上诉案件，这也是现代大审法院的雏形；在刑事领域，制宪会议于1791年起草了《刑法典》，出台了一套刑事程序，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无罪推定原则”，并将违法和犯罪行为划分为违警、轻罪和重罪三类。与这种划分相呼应，违警法庭、轻罪法庭和重罪法庭这三类法庭也相继建立。随后，为保证大革命时期的司法统一性，最高法庭和上诉法庭也被建立起来。

　　拿破仑时代：实现法律的统一

　　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上台执政，是法国司法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完成了一系列法典的编纂，实现了法律的统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商业法典》、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和1810年《刑法典》。这些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形成。

　　在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指导下，拿破仑对大革命时期确立的司法机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司法机构的等级更加分明。在中央，最高法庭改称最高法院，其下又分设数庭。作为最高一级司法机关，它不仅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的职能，也对整个司法系统进行监督。民事方面，基层的治安法官一职被保留下来；在每个行政大区设立的民事法庭，对一审案件有广泛的管辖权，并受理对治安法官作出的判决的上诉；在每三个省设立一个上诉法院，复核民事和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刑事方面，不仅采取了纠问式与控告式的诉讼程序，确立了起诉、预审和审判职能分立的原则，而且赋予检察院主动提起公诉的权力。1810年的《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违警、轻罪和重罪三类行为的划分，确定了处于法定最高刑和最低刑之间逐级量刑的幅度及法定的减轻和加重情节。

　　此外，劳动仲裁法庭、商事法庭等特别法庭也先后成立。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行政法院的创立，它集行政权和行政司法权于一身，进一步强化了普通司法系统和行政司法系统的分离。

　　新时代：司法改革开创新局面

　　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中，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及职业结社自由的权利先后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大量的专业法庭设立，如：抚恤金法庭（1919年），社会保障法庭（1946年），矿工法庭（1945年）等。

　　随着1958年宪法的出台，一场影响广泛的改革在司法领域中展开。首先该宪法创立了宪法委员会和违宪审查法官的职位，特别高级法院审理总统叛国罪，共和国法院审查各部长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等。其次，初审法庭取代了治安法官，大审法庭取代了省级民事法庭。这一时期的法典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尽管法国的行政法院已有200多年历史，但法律一直对行政法院的宪法地位保持沉默。宪法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判例形式将有关行政法院独立存在的法律规定确认为具有宪法效力的“被共和国法律承认的基本原则”，从而使行政法院具有宪法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其存在本身最终有了宪法保障。

　　（作者系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