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想象,延安居然是顺着延河的走势卧在一带狭长的巨壑里的。火车到站时天尚未亮透,但东西两边的土塬已以一种丘陵地带人所不习惯的气势压迫了我的眼睛。早起人家窑洞里的灯火高低错落毫无章法地散布在高而陡峭的塬壁上,真有点天上街市的味道。
火车站有两路中巴到宝塔山、王家坪和杨家岭,但一打听最远的也只有10华里左右路程,便决定步行。当然,我急匆匆赶往宝塔山方向时,心头涌动的是无数热血青年曾有过的那种虔诚和庄严。
除了油画般色彩浓酽的黄土塬和挂着红门帘的窑洞,延安在我面前打开的更多的是它时尚的一面。最不敢确认的还是在我的神往中矗立了许多年的延安宝塔。它托举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代表这座城市的高度,但它其实一点也不高,而且从唐代宗那会儿开始,它就默默地站在那儿了。还有那座著名的清凉山,新华社总社、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原来是不大的几处岩洞。
过延安大桥往西北走数华里,到了王家坪和杨家岭,想象才开始同历史对接。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保存完好、对游客开放的重要革命遗址。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些改写了一个国家命运的神圣建筑外表的简陋还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军委礼堂像一间扩建过的乡间教室;毛泽东写出过《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平房竟是土坯墙,黄泥地面坑洼且有些倾斜,浴室里只有一只小小的木澡盆;我从一处由地底冒出炊烟的土坡往下一跳,居然进了原中央组织部的院子。在延安的20多个小时,我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或者说论证着什么。虽然眼下的延安已安静得有些寂寥,但每到一处,我都难以克制这样的假想: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究竟有多少操不同口音的英雄豪杰在这座面积有限的古城生活过?
为了拜谒路遥墓,我淌了一身汗赤膊登上了延安大学后的塬顶。坐在墓前俯瞰,正午强烈的阳光下形成的反射光长久地刺激着我的泪腺。环抱小城的荒塬上没有多少树和草,也没有羊群和信天游。只有千年如斯的苍茫一片。我用力吼了一曲《赶牲灵》,四周便又归于寂静,像收割后的旷野,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甚至听不到时间的足音,只有血在血管里嗖嗖地奔跑。
从西北归来,在江南潮湿的春夜翻阅影集中那些干燥而阳光充斥的风景,我有时会怀疑自己去过的地方是不是真实的延安。没事时重读了一遍茅盾先生的《风景谈》。茅盾认为,有一种风景原本平常,但人的存在使它获得了尊严。我高中学这篇课文时,老师说,文章里的许多场景,是暗指延安。我比照着茅盾的文字和自己的记忆,渐渐相信了,我去过的地方确实就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