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的前生今世(组图)

1987年《读书》百月，丁聪画了一幅漫画，反映《读书》之处境。现予发表，以饷读者。

　　《读书》杂志的前生今世(组图)

　　文/范用

　　从1979年到2004年，《读书》已经出版了三○七期。

　　三联书店前身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都是办杂志起家。生活书店出版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李公朴主办，柳湜、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新知书店出版姜君辰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

　　出版杂志，出版社可以更好地联系读者作家，也有利于培养编辑。

　　《读书生活》半月刊被国民党查禁，更名《读书》继续出版，又被查禁，就出版《生活学校》，这两本杂志由陈子展主编。

　　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读书月报》，艾寒松、胡绳、史枚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学习生活》半月刊，陈楚云、赵冬垠主编。国民党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每期原稿都得送审，常常被扣留或删改。皖南事变，党安排一部分文化人疏散去香港，陈楚云、赵冬垠亦在内，为掩护他们撤离，我编了最后三期《学习生活》。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读书与出版》月刊，胡绳、史枚主编，1948年9月终刊，这时距上海解放已经不远。

　　大约在1970年前后，我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我们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

　　打倒“四人帮”之后，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曾彦修、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组成《读书》编委会，《读书》编辑部冯亦代、史枚、丁聪、倪子明列席。可是这样的编委会很难召集，不如改为办实事的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按照陈翰伯意见，范用亦忝为编委。

　　1979年《读书》创刊。“编者的话”里申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生不逢时，《读书》甫一落地，即招来种种责难与非议。起因于创刊号头一篇文章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我改为《读书无禁区》。

　　于是有人就说《读书》提倡读《金瓶梅》，主张给坏书开绿灯。真是危言耸听，匪夷所思。 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

　　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并未主张放任自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

　　后来有同志说，领导同志事忙，没有时间看文章，只看标题，或者光听汇报。以后标题多加注意。

　　当年人民出版社党组讨论《读书》杂志，曾经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我是党员，当然要对党负责。《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史枚，他是编杂志能手，一位是董秀玉，做他的助手。后来增加了几个人员，其中四位是女青年，加上董秀玉，人称“读书五朵金花”。除了杨丽华读过大学，共余四位都是高中生，因此有人说：几个高中生编了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现在吴彬、贾宝兰两位，仍在岗位。

　　有一年《读书》编辑部有位同志惊慌失措，说“大祸临头！”他给主管机关起草了一份报告，把《读书》转到上海去与《书城》杂志合并，人民出版社党组将报告交给我，我不同意。后来什么事也没有，这位同志很高兴地说：“我们坚持下来了！”当然，我也很高兴。

　　1987年《读书》百月，丁聪画了一幅漫画，反映《读书》之处境。画稿我保存至今，现予发表，以饷读者。

　　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每期出版之前，编辑部将原稿送给丁聪，一两天之内就划好版式退回。从第五期起，丁聪给《读书》画漫画，从未停止，后来一期画两幅。二十六年了，丁聪已是望九之年，还每月给《读书》划版式，画漫画，中国找不出第二份这样的杂志。

　　1980年王若水写信告诉我：“夏衍同志很喜欢看《读书》，对《读书》评价很高。”这是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读书》同人应当进一步努力办好刊物。

　　有人问我现在还看不看《读书》。我说每期都看，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我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杂志。当然看《读书》的也有学者。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