泅渡
比如王艳君。
王艳君的童年很幸福。10来岁时，有同学说她是从上海抱来的，她很生气。
上中学后，她发现同学父母都在40岁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开外，还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她满心疑窦。有人嘻笑着夸她：“你看人家王艳君皮肤多好，像上海小姐！”她听了如万箭穿心。回家查户口本，籍贯一栏写的是“ 本市(唐山)”。想去问父母，又不忍心。母亲因哮喘夜夜咳嗽，她开始幻想将来当一名医生，治好她的病，从而感动她说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尚未恢复，7月28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却爆发了。
她醒来时，房子塌了，电断了，她被压在重物下，徒劳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头顶扒杂物。“君，你在哪里？快回话啊！”是父亲在唤她的小名。父亲把她从瓦砾中救出，父女俩边哭边寻找母亲。没多久，幸运的一家三口都脱险了。但次年5月，母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王艳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机会。
成人之后，王艳君越发想了解身世，怕父亲也像母亲那样突然离开她。然而看着猝然苍老的父亲顶着花白头发，每天蹲在小路边等她回家吃饭，她又不忍心去问。
1985年，父亲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紧。她多希望他能在弥留之际吐露实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着女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杂志递给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个孤儿寻亲始末》。她开始向《唐山晚报》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后，家里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弃儿与她联系上。同时也得知，有不少弃儿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了。
2000年5月，她与另32名唐山弃儿组团从唐山火车站乘车南下，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洒泪，看东方明珠绚烂了夜上海，都以为是回到了家乡。然而媒体报道之后，一天两天过去，没有一个人来宾馆认他们。临走之前，她才知道，原来当年的孤儿们绝大多数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后，她作为唐山寻亲团代表数次赴无锡宜兴，参加吕顺芳组织的寻亲会，至今无果。
也有个别幸运儿，比如徐国志。
1960年7月，他被亲人丢在上海，没能乘上北上的列车，一个多月后被在上海工作的养父母抱走，成为上海人。
徐国志很小就隐约知道身世，但他无所谓，深受养父母宠爱的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刚抱回家时，他骨瘦如柴，邻居都说养不活了，为了让他吃上鸡蛋，养父母跑到农村从农民手中五毛一个地买。他要吃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养母也立马就跑到离家半小时路程的静安寺去买来。孩子长到大约100天时，已是个人见人爱的胖娃娃了。当时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馆还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摆在大橱窗里做广告。
最让他难忘的，是每年夏天养母单位发冷饮，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给他，然后擦掉满头大汗喝点冷开水就急匆匆往单位赶。他就这样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幸福成长着。
成年后，他突然就想要找找亲生父母。他怕伤了养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听，登报，可一无收获。随着年龄增长，寻亲愿望越发强烈，他小心翼翼试探养父母，养母居然极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亲妈，也有了亲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后也就放心了。”这朴实善良的话让徐国志激动地抱住了母亲：“妈，即使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也永远是我的亲妈！你们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他开始积极奔走于此后的每一场寻亲会，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活动担当义工，遇到有人来认他，略有相似就掏钱做亲子鉴定，几场鉴定做下来，亲人没找到，却认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触孤儿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幸运。这个群体中，幸运儿是少数，更多人满腹苦泪——徐国志永远记得有一40多岁的男孤儿，向他介绍自己情况时，只说了一句：“我5岁被领过去时，家里面5个姐姐。两年以后，养父母又生了个弟弟…… ”
之后再无一语，泪水悄然而下。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医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寻访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很多与他有过类似疯狂经历的寻亲者们。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克宣，小妹失散 30余年后，给他的一封信又被丢失，马家8兄妹向发信地山东牟平县寄出1561封寻亲信，至今无果；
安微和县的张思清兄妹，认下了一位河南邯郸姐姐以慰二老残年，又继续背着老人四处寻找那还在人海漂泊的亲姐姐；
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处寻找1959年底在上海丢掉的6岁女儿小淮，至1989年辞世时仍无音讯，临终时特意要求子女们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栏中……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无人取代。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费往国内各媒体发函，打电话通知各地孤儿，为他们张罗住行，带他们见亲人，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这是耗时耗财耗力的事情，每办一回，吕顺芳的嗓子都要哑上好几天。而每次寻亲会后，她都向人诉苦发誓，说“再也不办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儿来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将旁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业。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除了大部分孤儿与家属的理解支持，她确实孤立无援。
母亲谢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她说她多少比孤儿们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飘零的孤儿，还在寻亲的茫茫大海泅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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