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剑
“球赛是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啊。”在疾驰的火车上，广播里正在播出由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听到姜昆这句话，车厢里好多人都笑了，这段1991年春晚上的相声，到今天16年过去了，这样的段子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却依然亲切。
中国足球界老资格教练郭瑞龙就在这趟火车上，听完这段相声他站起来说：“中国足球说什么都没用，关键看你干什么。”
“中国足球问题不多，就三个” “我其实不想再对中国足球发表什么看法，不是怕得罪人，是因为没有用。
中国足球输球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了，每次都有一大堆总结报告，有用吗？”郭瑞龙说，“我搞了40多年足球，太明白中国足球是怎么回事了。去年有人劝我写本书，把足球圈里的黑暗面揭一揭，我说这要是写出来很多人要跟我急。再者说，中国足球的黑暗面已经不少了，光揭黑用处不大。”
国足在前不久的亚洲杯小组赛上溃败，中国足球又一次扮演起令人心生恨意的角色，对此郭瑞龙认为，有人恨至少证明有人关心，如果大家对足球不理不睬，那才是中国足球最悲哀的下场：“有人关心就说明大家还是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但是中国足球要想好起来，太难。”
“要我说中国足球的问题不多，就三个。一是体制，二是足协管理机制，三是青少年普及教育。”郭瑞龙说，“先说体制方面，以地方体育局为例，领导都是4年一届，任务就是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这就是锦标主义。第二是管理机制，我们的联赛有几个合格的俱乐部？足协到底管不管？能不能管？第三个是群众基础，中国足协有多少精力投入其中？没多少。”
“打中超的很多俱乐部不合标准” “20年前我40岁，正是精力充沛想为中国足球作点大贡献的时候。我带国少队去日本打比赛，那时朱广沪是我的助理教练。在日本我们基本上是平趟，赢他们没问题，就算跟日本国青队打都不怕。”郭瑞龙回忆说，“现在想起来，日本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有了详尽的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源源不断地送小孩到巴西练球，然后整顿自己国内的联赛，所以20年后再看，日本现在就是亚洲一流强队。”
“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的足协领导只想眼前出成绩，不愿意做眼下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就算是中国足协管理的联赛，也比不上日韩了。”
“前不久我参加了足协的联赛调研组，去俱乐部调研，我觉得就是形式上的东西，后来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比如教练，你想看他的训练计划，他找理由不让看，而且中国的球队都是属于俱乐部老板的，你见不着老板就没法了解这个俱乐部的情况。”郭瑞龙说，“目前很多俱乐部老板都是把足球当个幌子，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找当地政府要政策，要做其他生意，所以球队就很尴尬。”
“依我看，打中超的俱乐部太多了，很多俱乐部是不符合标准的。拿最简单的欠薪问题来说，我认为也就山东不欠钱，其他俱乐部没有不欠薪的。”郭瑞龙说。
郭瑞龙这番话已经被刚刚召开的中超联赛工作会议证实：国安、实德、深圳因为欠薪受到通报批评。“到现在还有俱乐部欠我钱呢，是谁就不说了。整个联赛的环境就是这样。”郭瑞龙说。
“搞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从中年人入手” 这次郭瑞龙出行的目的地是青海多巴训练基地。“我这次是带着我们的元老足球队到西宁，和青海体育局一起搞一个"百姓足球"的普及活动。当职业队教练有点儿厌倦了，又舍不得放下足球，我想国家体制和足协管理机制咱们都改变不了，就只有做些普及活动了。”郭瑞龙说。
“百姓足球”运动的发起人叫谢延生，他是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足球队队长，今年65岁了。他说：“现在中超的情况偏离了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俱乐部老板都拿着现金到赛场，赢球就发几十万元，就连中甲都这样了，北京宏登赢场球，当场发钱，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的"百姓足球"是要培养大家对足球的兴趣，跟职业足球完全不一样，让普通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不图名不为利，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百姓足球”运动的设想是，从北京开始，以各区县的行业联赛为预赛阶段，选出参加复赛的队伍，再决冠军。“职业运动员是禁止参赛的，何况我们这个比赛没有什么奖励，就是让大家来踢球。”谢延生说：“我们最珍惜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足球环境。”
“我们对选手的要求是18岁以上，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搞青少年足球的普及，就先抓住中年人，培养他们对于足球的热情。等这些人成为家长，有了下一代，他们自然就会把这种爱好传延下去，我想这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
“20年后我80多岁。”郭瑞龙说，“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中国足球的振兴。”本报西宁7月26日电
照片：7月18日，国足在亚洲杯小组赛被淘汰后，一名失落的中国球迷久久不肯离开赛场。国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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