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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名四川民工高温下超负荷工作先后猝死

  两名打工者的相似死亡

  在打工热潮中,他们来到城市,相似的人生轨迹下相似的生前身后事

  又逢高温,又是长时间加班后猝死。每年夏天,珠三角机器轰鸣的工厂里总是发生着这样的事件,相似的故事几乎麻痹了新闻的神经。

  号称“世界工厂”的珠三角,GDP的急速增长和财富神话的衍生背后是打工者的疼痛和血泪。就像断指在继续一样,猝死也没有终结。我们呈现两名四川泸州民工的猝死案例,发现在席卷中国农村的打工热潮背景下,他们的出生背景相同,城市梦想一样,流动轨迹相仿,生活场景相似,加班动因雷同,最后,连死亡都如出一辙。

  相似的悲剧可以不再上演吗?雷同的命运可以摆脱吗?或许,就像逝者张明棣的妻子李菊兰对儿子的期望一样。

  死亡

  罗永东死前5天,距三角镇40分钟车程的中山小榄镇上,他的四川泸州老乡张明棣也在长时间加班后猝死

  罗永东挣扎起身,右手向前伸,像要抓住生命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他抓到的只是炎热的空气。这是当地发布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的第二天,最高气温34.3℃。

  然后,他往后靠,似乎想坐在小凳子上喘口气,但终于后仰,倒地不起。

  7月10日中午12时26分,中山市三角镇千色时装厂一楼的电脑绣花车间,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从监控录像来看,罗永东晕倒2分钟后,才有一名女工注意到他。“大家好像被长时间加班弄得很麻木,只知道低头机械地干活。”看过录像的罗的表哥冯绍光说。

  车间里有3台柜式空调,但多名工人证实,空调经常是坏的,只送风,不送冷气,车间里很是闷热,只有不多的小电风扇用来降温。

  罗永东随后被送往医院,送他的是一辆人力三轮车,上面还坐了2名护送的工友,路上大约行驶了十多分钟。此时,骄阳当头,中山商报记者在富华总站拍到了许多出租车司机站在车头,撑伞招揽客人的场景。

  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冯绍光赶到医院不久,医生宣布他的表弟死亡。“医生说如果当时打120,说不定还有救。我就不明白,厂里有车,怎么不派?这么热的天气,还用三轮车在马路上慢腾腾走十多分钟,谈什么救人?”冯说。

  千色时装厂负责人蔡太说:“我们心里其实在抢时间,刚好厂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要是等到120来,时间会更长。”

  冯绍光查看表弟遗体时,发现他的双脚脚趾正面血肉模糊,厂方说是工友背他出门时脚拖在地上磨的。冯赶紧上街租了一部相机,把这个拍下来,作为厂方救人不尽职的又一证据。但在赔偿谈判中,厂方律师说:“我们不谈过程,只谈结果。”

  “进入7月以来,天气持续高温。”中山日报这样报道说。罗永东死前5天,距三角镇40分钟车程的中山小榄镇上,他的四川泸州老乡张明棣也在长时间加班后猝死。这天最高气温32℃。

  7月4日,小榄镇九洲基繁忙公路旁,中山市创裕实业有限公司两栋紧挨着的三层楼房车间内,因第二天停电,工人们被要求整整工作了13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中午和傍晚各休息1.5小时。张明棣是振光工,单独在楼顶的一个小工棚车间里干活。据与他同厂的妻子、包装工李菊兰说,他头顶的工棚铁皮此前几天被大风刮去一块,有时候,张明棣不得不曝晒在烈日下。

  这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睡下已是凌晨1点。张明棣对妻子说,太累了,他再不想干了。但抱怨之后,他又提起重复过多次的心愿:在这个厂干到年底就回乡,把家里二十多年的土坯房子推倒,盖一栋崭新的砖瓦房,明年再去其他厂找活干。

  妻子谈到白天商量好的事:第二天厂里停电休息,可以给制衣厂做好的短裤剪线,每件能赚2.5分钱。但张明棣说,太累了,还是去吃狗肉吧,补补身子。

  妻子笑了:“上回吃狗肉时,你用自行车带我,害我摔了两跤。”

  张明棣也笑了,说“这次不会了”。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早上7点半,李菊兰睡醒,发现丈夫的身躯已凉。120急救车赶来,医生诊断说,他已死亡2个小时。

  加班

  罗永东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张独自操控着3至4台机器,每天工作至少11至12小时

  罗永东25岁,张明棣27岁,都是家里的独子,两人并不相识。

  2002年,高中毕业的罗永东走出家乡的丘陵地,随堂哥辗转数天,来到广东南海一家小五金厂做车工,每天工作9小时,月薪1200元,包吃住。堂哥说,他喜欢打篮球,读书时还拿过跳高第二名,厂长很喜欢他,一再挽留,但在母亲要求下,2006年10月,他来到千色时装厂,他的母亲、表姐也都在这里打工。其实,母亲田宜芬是希望单身的儿子在这里交上女朋友,因为时装厂的女工远比五金厂多。

  张明棣初中毕业后,去邻县念了3年技校。他的家境与罗永东差不多,3亩田,仅够吃饭,每年养2头猪,年末卖一头换得2头小猪,另一头杀掉迎新年,然后做成腌肉,吃一年。这几年,村里5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全走光了,只剩下他35岁的叔叔在家照看老人。

  张先在重庆打工6年,每天工作9小时,月薪千元左右。朋友罗帝伟说:“他脾气很好,性格内向,非常节俭,一次厂里放假半个月,他就买来2箱方便面,整整吃了半个月。”2006年11月,张明棣来到小榄镇创裕公司,因为这里工资比重庆高,厂里很多工人是亲戚和老乡。

  来到新厂,这两人很快都后悔了,他们的家人都说,他们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加班。罗永东第一个月没有工资,第四个月后开始计件,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中间有45分钟吃饭时间)才能赚到1300~1500元。此外,厂方规定他必须干满3年,中途如离厂,将扣除他此前每月100元的押金,6个月内离厂,还要扣除他的担保人表姐的200元“培训费”。所以,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加班之苦,几次到表姐面前哭诉时,表姐都劝慰他安心工作。

  蔡太说:“工作12小时、两班倒,是绣花行业的行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你看,他们(工人)坐在那里上班不是太辛苦。”她还特意提到,每个月工人可以请两天假休息,但因为是计件,很多工人都希望能多加班。

  现在,罗的母亲田宜芬一提起儿子,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念叨着:“我后悔啊,不该留他下来。”这位瘦弱的农村妇女,原独自在家耕种着3.7亩田(丈夫长年在外做木工),去年3月,52岁的她进入这家厂做剪线工,每天工作9小时才可以拿到底薪480元。为了多挣钱,她几乎每天都要自行加班6小时,每小时2.2元,而当地规定的平时加班工资是最低每小时6.18元。

  母子俩每月花140元在厂外租了一个单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幸好他们是两班交替。

  在这家厂工作1年后,田宜芬在一次深夜加班中病倒了,然后辞工回家。“头痛,血上不来,医生还说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已经干不动农活了。”她叹息着,说自己比1年前轻了8斤,都是长期加班给害的。

  张明棣刚进入“创裕”这家生产餐具的工厂时,还喜欢哼着刀郎的歌。他身高1.6米,身材壮实,厂里很多人叫他“小胖子”,但李菊兰说,半年后丈夫就瘦了十多斤,人的精神也差了很多,工友和他开玩笑,他有时也不怎么搭理。

  张的工作是让产品显得熠熠放光。多名工友说,他用的材料中包括腐蚀性很强的酸性物质,但除了防腐手套、雨靴,他没有佩戴防毒面具,连口罩都没有。每逢政府检查,厂里会把通往这个车间的铁门锁上。李菊兰说,工作让丈夫的十个手指头全呈黄色,手上会脱皮,身上有像长痱子那样的过敏反应。

  张独自操控着3至4台机器,每天工作至少11至12小时,有时为赶工期,会连续通宵加班。根据他生前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工作情况,4月1日至4日,他居然连续工作了51.5小时,曾和他同厂的舅舅王长西说,其间,他吃的饭都是送上去的,每顿饭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王长西说,工人如不按照厂里要求加班,会被扣除20~50元,只有通宵加班才可以休息半天。从记录本上看,除了法定假日,张明棣没有休息过完整的一天。

  李菊兰说,丈夫几次要求增加工人和请假,都没有得到批准,直到今年5月新增一名工人,但丈夫的工作时间仍没有减少。“尽管如此,他仍然踏踏实实干,有人劝他,反正是计时,就别这么老实,要懂得偷些懒,但他说,被老板看见了不好,他总觉得被老板看得起,就应该听老板的话。”

  事实上,半年内,张明棣的底薪从900元,先后增加到990元、1050元,“在工人里算是很快的。”但同时,他的歌声也越来越少了。

  张死后,工人们反映,他们的上班时间减少到9.5小时,但究竟能维持多久,他们并不乐观。罗永东死后,车间的空调开始吐出冷气,过道上增加了许多崭新的电扇,蔡太则买来平安符,让工人们戴上安心工作,劝他们不要离厂,厂里缺工人。

  身后

  比张明棣“幸运”的是,罗永东倒在了车间里。这样,他的家属可以得到比张明棣多4万元的补助

  在接到老家幺叔的电话时,张明棣的堂姐张明杜正怀有2个多月的身孕,在成都打理她的几间小铺子。幺叔的电话一次比一次急,说厂方只愿赔2万元,讲一口浓重川音、没多少文化的家属,开口争论就被喝令闭嘴。尽管离乡多年,张明杜都已不认识这个死去的堂弟,但最后她还是来到小榄镇,“要是孩子流了,那也没办法。”

  张明杜找来在当地做企业的老乡,厂里愿意赔3万。谈不拢,再老乡找老乡,找到在当地主管一方的基层领导,先喝五粮液,再喝茅台,最后又塞给领导一个2000元的红包,但没有任何进展。

  7月16日,泸州市劳务开发中山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代刚,作为家乡政府部门介入谈判,创裕公司一名老板同意给4万,但另一名老板不同意,说死者家属在厂门口哭,张明杜的朋友说话不客气,影响心情。“我只好跟对方讲,如果家属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我代表泸州65万打工者向你道歉。”李代刚说。

  小榄镇劳动分局有关人士认为,张明棣不是死在工作岗位上,不算因工死亡,只能按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执行,这样,张的家属可以得到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和一次性抚恤金15315元,其余的都是厂方的“人情”,可多可少。

  张明杜认为,这个规定用在张明棣身上显得很牵强,因为除了法定假日,他根本就没有一天假期。

  张明杜同时指责谈判有失公允,认为劳动局调解员对家属态度倨傲,和厂方人员沟通时,说的都是他们听不懂的粤语。

  7月20日下午,在小榄镇劳动分局3楼会议室,张的家属终于得到厂方愿支付4.3万元的消息。此时,正逢全市劳动系统的一次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山市劳动局信访科科长参与了这次协调。

  比张明棣“幸运”的是,罗永东倒在了车间里。这样,他的家属可以得到比张明棣多4万元的补助。尽管有劳动局人士和厂方质疑“究竟为何而死”,但最后,这两人都没有做尸检,因为这需要另一笔开支。两人入厂时,都没有进行体检,也没有办理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

  但接下来,罗的家人沮丧地发现,罗的母亲只有53岁,离有关规定还差2岁,这就得不到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差不多有10万元。

  罗家持续找厂方,但厂方3次拨打110要求把家属赶走。据罗的母亲田宜芬说,其中一次,她在办公室痛哭,厂长黄桥根学她哭,她气不过,把桌上材料推到地下,黄便拨打110。

  7月20日,在三角镇劳动分局大院里,记者向黄桥根提出采访事宜,黄笑嘻嘻指着烈日下的篮球场说:“你在这里等5分钟啊,我马上来。”然后笑嘻嘻钻进轿车离去。

  直到下午,黄才现身。几经谈判,这一天,他终于同意一共支付9万元。虽然家属最后的期望已降到12万元,但还是同意了这个数字。为此,他们还不得不给厂方写了一封感谢信:“是贵厂有仁善之心在国家应赔偿的范围之外又向我夫妇捐赠3万多元,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千色制衣厂的老板和各位领导。”

  三角镇劳动分局负责人指出,这家厂工人加班的情况比较严重,半年前已对该厂同样状况责令整改。今年查处的3家违规加班企业,全是制衣厂。

  罗永东的堂哥在深圳一家港资制衣厂当厂长,他说,市场上卖价100元的衬衣,工人得到的工钱只有3元左右,干的还是1个多人的活;制衣厂老板则能得到至少30元的利润。

  张明杜说,她听小榄镇劳动分局的协调员说,当地每年猝死的民工有八九名。但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劳动分局的印证。

  李代刚则估算说,从2002年至今,他接触到和听说的四川民工猝死案例大约有几十起。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长期加班,都是20~40岁的青壮年,多死于夏季高温时期。

  广东省外来工已超过1300万,占全省劳动力的1/3,他们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但2005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省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与此相对应的一则数据是,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

  7月20日,离开中山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李菊兰揽着2岁的儿子枯坐在老乡聚居的出租屋过道里,旁边是张明棣枯瘦的母亲,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男人们光着膀子,沉默喝酒,偶尔骂骂咧咧。灯光下,他们青筋暴露。

  有人在翻看张明棣的工作记录本,不小心把它打湿了。李菊兰赶紧放在电风扇下吹干,旁边人说:“还留着干吗?看了难过。”李菊兰认真地说:“不,我要留着,等儿子懂事了,给他看。我要儿子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做这样的民工。”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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