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两名四川民工高温下超负荷工作先后猝死

　　两名打工者的相似死亡

　　在打工热潮中，他们来到城市，相似的人生轨迹下相似的生前身后事

　　又逢高温，又是长时间加班后猝死。每年夏天，珠三角机器轰鸣的工厂里总是发生着这样的事件，相似的故事几乎麻痹了新闻的神经。

　　号称“世界工厂”的珠三角，GDP的急速增长和财富神话的衍生背后是打工者的疼痛和血泪。就像断指在继续一样，猝死也没有终结。我们呈现两名四川泸州民工的猝死案例，发现在席卷中国农村的打工热潮背景下，他们的出生背景相同，城市梦想一样，流动轨迹相仿，生活场景相似，加班动因雷同，最后，连死亡都如出一辙。

　　相似的悲剧可以不再上演吗？雷同的命运可以摆脱吗？或许，就像逝者张明棣的妻子李菊兰对儿子的期望一样。

　　死亡

　　罗永东死前5天，距三角镇40分钟车程的中山小榄镇上，他的四川泸州老乡张明棣也在长时间加班后猝死

　　罗永东挣扎起身，右手向前伸，像要抓住生命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他抓到的只是炎热的空气。这是当地发布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的第二天，最高气温34.3℃。

　　然后，他往后靠，似乎想坐在小凳子上喘口气，但终于后仰，倒地不起。

　　7月10日中午12时26分，中山市三角镇千色时装厂一楼的电脑绣花车间，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从监控录像来看，罗永东晕倒2分钟后，才有一名女工注意到他。“大家好像被长时间加班弄得很麻木，只知道低头机械地干活。”看过录像的罗的表哥冯绍光说。

　　车间里有3台柜式空调，但多名工人证实，空调经常是坏的，只送风，不送冷气，车间里很是闷热，只有不多的小电风扇用来降温。

　　罗永东随后被送往医院，送他的是一辆人力三轮车，上面还坐了2名护送的工友，路上大约行驶了十多分钟。此时，骄阳当头，中山商报记者在富华总站拍到了许多出租车司机站在车头，撑伞招揽客人的场景。

　　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冯绍光赶到医院不久，医生宣布他的表弟死亡。“医生说如果当时打120，说不定还有救。我就不明白，厂里有车，怎么不派？这么热的天气，还用三轮车在马路上慢腾腾走十多分钟，谈什么救人？”冯说。

　　千色时装厂负责人蔡太说：“我们心里其实在抢时间，刚好厂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要是等到120来，时间会更长。”

　　冯绍光查看表弟遗体时，发现他的双脚脚趾正面血肉模糊，厂方说是工友背他出门时脚拖在地上磨的。冯赶紧上街租了一部相机，把这个拍下来，作为厂方救人不尽职的又一证据。但在赔偿谈判中，厂方律师说：“我们不谈过程，只谈结果。”

　　“进入7月以来，天气持续高温。”中山日报这样报道说。罗永东死前5天，距三角镇40分钟车程的中山小榄镇上，他的四川泸州老乡张明棣也在长时间加班后猝死。这天最高气温32℃。

　　7月4日，小榄镇九洲基繁忙公路旁，中山市创裕实业有限公司两栋紧挨着的三层楼房车间内，因第二天停电，工人们被要求整整工作了13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中午和傍晚各休息1.5小时。张明棣是振光工，单独在楼顶的一个小工棚车间里干活。据与他同厂的妻子、包装工李菊兰说，他头顶的工棚铁皮此前几天被大风刮去一块，有时候，张明棣不得不曝晒在烈日下。

　　这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睡下已是凌晨1点。张明棣对妻子说，太累了，他再不想干了。但抱怨之后，他又提起重复过多次的心愿：在这个厂干到年底就回乡，把家里二十多年的土坯房子推倒，盖一栋崭新的砖瓦房，明年再去其他厂找活干。

　　妻子谈到白天商量好的事：第二天厂里停电休息，可以给制衣厂做好的短裤剪线，每件能赚2.5分钱。但张明棣说，太累了，还是去吃狗肉吧，补补身子。

　　妻子笑了：“上回吃狗肉时，你用自行车带我，害我摔了两跤。”

　　张明棣也笑了，说“这次不会了”。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早上7点半，李菊兰睡醒，发现丈夫的身躯已凉。120急救车赶来，医生诊断说，他已死亡2个小时。

　　加班

　　罗永东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张独自操控着3至4台机器，每天工作至少11至12小时

　　罗永东25岁，张明棣27岁，都是家里的独子，两人并不相识。

　　2002年，高中毕业的罗永东走出家乡的丘陵地，随堂哥辗转数天，来到广东南海一家小五金厂做车工，每天工作9小时，月薪1200元，包吃住。堂哥说，他喜欢打篮球，读书时还拿过跳高第二名，厂长很喜欢他，一再挽留，但在母亲要求下，2006年10月，他来到千色时装厂，他的母亲、表姐也都在这里打工。其实，母亲田宜芬是希望单身的儿子在这里交上女朋友，因为时装厂的女工远比五金厂多。

　　张明棣初中毕业后，去邻县念了3年技校。他的家境与罗永东差不多，3亩田，仅够吃饭，每年养2头猪，年末卖一头换得2头小猪，另一头杀掉迎新年，然后做成腌肉，吃一年。这几年，村里5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全走光了，只剩下他35岁的叔叔在家照看老人。

　　张先在重庆打工6年，每天工作9小时，月薪千元左右。朋友罗帝伟说：“他脾气很好，性格内向，非常节俭，一次厂里放假半个月，他就买来2箱方便面，整整吃了半个月。”2006年11月，张明棣来到小榄镇创裕公司，因为这里工资比重庆高，厂里很多工人是亲戚和老乡。

　　来到新厂，这两人很快都后悔了，他们的家人都说，他们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加班。罗永东第一个月没有工资，第四个月后开始计件，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中间有45分钟吃饭时间)才能赚到1300～1500元。此外，厂方规定他必须干满3年，中途如离厂，将扣除他此前每月100元的押金，6个月内离厂，还要扣除他的担保人表姐的200元“培训费”。所以，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加班之苦，几次到表姐面前哭诉时，表姐都劝慰他安心工作。

　　蔡太说：“工作12小时、两班倒，是绣花行业的行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你看，他们(工人)坐在那里上班不是太辛苦。”她还特意提到，每个月工人可以请两天假休息，但因为是计件，很多工人都希望能多加班。

　　现在，罗的母亲田宜芬一提起儿子，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念叨着：“我后悔啊，不该留他下来。”这位瘦弱的农村妇女，原独自在家耕种着3.7亩田(丈夫长年在外做木工)，去年3月，52岁的她进入这家厂做剪线工，每天工作9小时才可以拿到底薪480元。为了多挣钱，她几乎每天都要自行加班6小时，每小时2.2元，而当地规定的平时加班工资是最低每小时6.18元。

　　母子俩每月花140元在厂外租了一个单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幸好他们是两班交替。

　　在这家厂工作1年后，田宜芬在一次深夜加班中病倒了，然后辞工回家。“头痛，血上不来，医生还说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已经干不动农活了。”她叹息着，说自己比1年前轻了8斤，都是长期加班给害的。

　　张明棣刚进入“创裕”这家生产餐具的工厂时，还喜欢哼着刀郎的歌。他身高1.6米，身材壮实，厂里很多人叫他“小胖子”，但李菊兰说，半年后丈夫就瘦了十多斤，人的精神也差了很多，工友和他开玩笑，他有时也不怎么搭理。

　　张的工作是让产品显得熠熠放光。多名工友说，他用的材料中包括腐蚀性很强的酸性物质，但除了防腐手套、雨靴，他没有佩戴防毒面具，连口罩都没有。每逢政府检查，厂里会把通往这个车间的铁门锁上。李菊兰说，工作让丈夫的十个手指头全呈黄色，手上会脱皮，身上有像长痱子那样的过敏反应。

　　张独自操控着3至4台机器，每天工作至少11至12小时，有时为赶工期，会连续通宵加班。根据他生前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工作情况，4月1日至4日，他居然连续工作了51.5小时，曾和他同厂的舅舅王长西说，其间，他吃的饭都是送上去的，每顿饭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王长西说，工人如不按照厂里要求加班，会被扣除20～50元，只有通宵加班才可以休息半天。从记录本上看，除了法定假日，张明棣没有休息过完整的一天。

　　李菊兰说，丈夫几次要求增加工人和请假，都没有得到批准，直到今年5月新增一名工人，但丈夫的工作时间仍没有减少。“尽管如此，他仍然踏踏实实干，有人劝他，反正是计时，就别这么老实，要懂得偷些懒，但他说，被老板看见了不好，他总觉得被老板看得起，就应该听老板的话。”

　　事实上，半年内，张明棣的底薪从900元，先后增加到990元、1050元，“在工人里算是很快的。”但同时，他的歌声也越来越少了。

　　张死后，工人们反映，他们的上班时间减少到9.5小时，但究竟能维持多久，他们并不乐观。罗永东死后，车间的空调开始吐出冷气，过道上增加了许多崭新的电扇，蔡太则买来平安符，让工人们戴上安心工作，劝他们不要离厂，厂里缺工人。

　　身后

　　比张明棣“幸运”的是，罗永东倒在了车间里。这样，他的家属可以得到比张明棣多4万元的补助

　　在接到老家幺叔的电话时，张明棣的堂姐张明杜正怀有2个多月的身孕，在成都打理她的几间小铺子。幺叔的电话一次比一次急，说厂方只愿赔2万元，讲一口浓重川音、没多少文化的家属，开口争论就被喝令闭嘴。尽管离乡多年，张明杜都已不认识这个死去的堂弟，但最后她还是来到小榄镇，“要是孩子流了，那也没办法。”

　　张明杜找来在当地做企业的老乡，厂里愿意赔3万。谈不拢，再老乡找老乡，找到在当地主管一方的基层领导，先喝五粮液，再喝茅台，最后又塞给领导一个2000元的红包，但没有任何进展。

　　7月16日，泸州市劳务开发中山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代刚，作为家乡政府部门介入谈判，创裕公司一名老板同意给4万，但另一名老板不同意，说死者家属在厂门口哭，张明杜的朋友说话不客气，影响心情。“我只好跟对方讲，如果家属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我代表泸州65万打工者向你道歉。”李代刚说。

　　小榄镇劳动分局有关人士认为，张明棣不是死在工作岗位上，不算因工死亡，只能按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执行，这样，张的家属可以得到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和一次性抚恤金15315元，其余的都是厂方的“人情”，可多可少。

　　张明杜认为，这个规定用在张明棣身上显得很牵强，因为除了法定假日，他根本就没有一天假期。

　　张明杜同时指责谈判有失公允，认为劳动局调解员对家属态度倨傲，和厂方人员沟通时，说的都是他们听不懂的粤语。

　　7月20日下午，在小榄镇劳动分局3楼会议室，张的家属终于得到厂方愿支付4.3万元的消息。此时，正逢全市劳动系统的一次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山市劳动局信访科科长参与了这次协调。

　　比张明棣“幸运”的是，罗永东倒在了车间里。这样，他的家属可以得到比张明棣多4万元的补助。尽管有劳动局人士和厂方质疑“究竟为何而死”，但最后，这两人都没有做尸检，因为这需要另一笔开支。两人入厂时，都没有进行体检，也没有办理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

　　但接下来，罗的家人沮丧地发现，罗的母亲只有53岁，离有关规定还差2岁，这就得不到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差不多有10万元。

　　罗家持续找厂方，但厂方3次拨打110要求把家属赶走。据罗的母亲田宜芬说，其中一次，她在办公室痛哭，厂长黄桥根学她哭，她气不过，把桌上材料推到地下，黄便拨打110。

　　7月20日，在三角镇劳动分局大院里，记者向黄桥根提出采访事宜，黄笑嘻嘻指着烈日下的篮球场说：“你在这里等5分钟啊，我马上来。”然后笑嘻嘻钻进轿车离去。

　　直到下午，黄才现身。几经谈判，这一天，他终于同意一共支付9万元。虽然家属最后的期望已降到12万元，但还是同意了这个数字。为此，他们还不得不给厂方写了一封感谢信：“是贵厂有仁善之心在国家应赔偿的范围之外又向我夫妇捐赠3万多元，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千色制衣厂的老板和各位领导。”

　　三角镇劳动分局负责人指出，这家厂工人加班的情况比较严重，半年前已对该厂同样状况责令整改。今年查处的3家违规加班企业，全是制衣厂。

　　罗永东的堂哥在深圳一家港资制衣厂当厂长，他说，市场上卖价100元的衬衣，工人得到的工钱只有3元左右，干的还是1个多人的活；制衣厂老板则能得到至少30元的利润。

　　张明杜说，她听小榄镇劳动分局的协调员说，当地每年猝死的民工有八九名。但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劳动分局的印证。

　　李代刚则估算说，从2002年至今，他接触到和听说的四川民工猝死案例大约有几十起。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长期加班，都是20～40岁的青壮年，多死于夏季高温时期。

　　广东省外来工已超过1300万，占全省劳动力的1／3，他们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但2005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省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与此相对应的一则数据是，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

　　7月20日，离开中山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李菊兰揽着2岁的儿子枯坐在老乡聚居的出租屋过道里，旁边是张明棣枯瘦的母亲，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男人们光着膀子，沉默喝酒，偶尔骂骂咧咧。灯光下，他们青筋暴露。

　　有人在翻看张明棣的工作记录本，不小心把它打湿了。李菊兰赶紧放在电风扇下吹干，旁边人说：“还留着干吗？看了难过。”李菊兰认真地说：“不，我要留着，等儿子懂事了，给他看。我要儿子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做这样的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