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群
今年以来，不少地方持续高温，各国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暖及其由此引发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早在此前的2月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向全世界发出的“最严厉警告”：人类活动，尤其是对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正是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元凶。
科学家早在1827年就提出温室效应理论。随着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逐步开展，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理论逐渐被科学实验和监测所证实，到1990年气候变暖理论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但减排的谈判相当艰难，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异常广泛，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人类社会要花多少成本才能适应气候变化，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法很难得出确数。从历史归责角度无疑一些发达国家将分配到更多费用，这又涉及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公平。确定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份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涉及对全球变暖的责任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从二氧化碳排放的现量来看，发达国家无论在总量排放还是人均排放上都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1990年，国际社会对制定一个调整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达成了共识。1992年5月，联合国里约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向各国开放签署。在1994年3月21日第50个国家批准加入公约后，公约生效。
针对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暖不确定性问题，公约明确了一项新的基本法律原则———谨慎原则，规定在可能引起严重、不可避免的损害的时候，缔约国要采取谨慎措施预计、防止和避免气候变化，减少消极影响，不能以科学不确定为理由延迟采取谨慎措施。针对责任问题，公约确立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在对付气候变化行动中承担主要责任，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采取防止气候变化行动。二是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尤其对那些因为气候变化容易带来不利后果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承担公约义务将增加它们不适当或不正常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给予充分考虑。
针对主权问题，公约提出两项基本法律原则：第一，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保护气候系统的原则，虽然保护气候系统是全体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是必须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必须控制“奢侈”发展，同时承担支持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技术和资金。第二，建立互相支持且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公约认为互相支持且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途径，要求缔约国在单边或双边、多边的控制气候变化的经济和贸易的合作中不施加国际贸易的限制和歧视。
框架公约还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履行其承诺的前提，即明确了“共同责任”与“差别责任”关系问题，发展中缔约国对本公约的有效履行程度将取决于发达缔约国对其所承诺的向发展中缔约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实际履行；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对发展中缔约国而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它们的首要发展优先权。
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如它的名称是一个框架公约，在制定的时候已经预设未来公约对规则完善问题的续展谈判的可能性，通过一个议定书的形式解决公约本身的“未尽的规则问题”很快成为续展谈判的立法目标。
1997年12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通过。《京都议定书》要求框架公约附件I的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2008至2012年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削减至少5.2%。《京都议定书》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生效。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二氧化碳排放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的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对框架公约的“承诺”进行了具体化，明确框架公约附件所列缔约国(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第一个承诺期内(2008至2012年)的总量目标和分解指标，并对计算方法进行规定。议定书要求这些国家在2008至2012年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削减5.2%并具体到各国。
议定书同时引入“净排放”的概念即把植树造林、土地利用变化等引起的“碳汇”的数量，作为可以冲抵其所承诺的二氧化碳的减排数量。
议定书规定了减排目标和一系列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共同政策和措施，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履约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发达国家之间)、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和排放交易机制。
从联合执行机制来看，为了实现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同属于公约附件I的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源”或增加“碳汇”的项目，互相转让或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联合执行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通过互相协助履行议定书减排承诺的一项具体措施。它跟其他的本国减排措施的不同是，它通过帮助其他缔约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源”或增加“碳汇”来达到本国减排的承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一项新的履约措施，它允许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框架公约附件I所列缔约国)通过特定项目，协助非发达国家和非经济转轨国家(未列入框架公约附件I的缔约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和有益于框架公约最终目标的行动，从而达到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框架公约附件I所列缔约国)本身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
排放交易则是指当一个属于框架公约附件I所列缔约国超量排放所控制的温室气体时，可以通过向另一个有多余排放份额的、属于框架公约附件I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国购买排放份额，从而达到限量排放的承诺。
议定书还规定，任何此种贸易应是对实现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所采取的本国行动的补充。公约缔约国会议已经就排放贸易，特别是其核查、报告和责任制定了相关的原则、方式、规则和指南。排放交易是《京都议定书》发展的另一项新的、最具争议的履约机制。它无疑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缔约国增加了一个履行承诺的新途径。
(作者系环境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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